赫克托让她收拾收拾准备搬家,仓库十天内就会被夷为平地。她悲愤欲狂。赫克托进一步用言语激她,问她有没有付房租的证据。她从床下找出钱包,递给他一张纸条,那是一张杂货店收银台的清单,清单背后有一行潦草的字迹:今收到朗蒂-伯顿一百美元房租,一月十五号。
备忘录的正文有两页,但附了一张几乎不可读的收据。那是赫克托从她那儿拿来的,复印后将原件附在备忘录后。虽然字迹潦草,拼写有错误,复印效果不佳,但这张收据足以作为证据。我一定是忘乎所以,弄出了一些声音,以至于司机扭头在后视镜中观察我,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份备忘录十分清楚地记录了赫克托的所见所闻。文件中没有结论,也没有对他上司的提醒,他当时一定这么想:前面就是火坑,看你们会不会往里跳。他只是一个职位低微的律师帮办,无权建议或提出自己的主张,更无权阻止一桩交易。
在欧海尔机场,我把备忘录通过传真发给莫迪凯,如果飞机失事,或者我受到袭击,或者文件被窃,我想在十四街律师事务所保留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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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朗蒂-伯顿的父亲是谁,也许这世界上压根儿就没人知道,她的母亲和弟弟又都在狱中。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做出一个巧妙的决定,绕过伯顿一家,为他们请一个财产管理人,让他充当我们的当事人。星期一早晨我在芝加哥时,莫迪凯去了特区家庭法院,请求法官指派一个临时受托人,充当朗蒂-伯顿和她孩子的遗产监护人。这是私下里的一种例行公事。那位法官与莫迪凯相熟。申请很快被批准了,这样我们有了新的当事人,她的名字叫威尔马-费伦,是一位社会工作者,莫迪凯与她相识,她在诉讼中所起作用有限,如果我们索赔成功,她只能分得一小部分。
从经济角度看,科恩信托行管理不善,但对一个非赢利性的律师事务所来说它却有着巨大的约束力。伦纳德-科恩当过律师,明显对细节有着强烈的兴趣,我们事务所对非法造成的人身伤害或死亡科以人身意外罚款也不算逾规,虽然这种做法为信托行所不喜。罚款的最高限额不超过赔款的百分之二十,而标准的收费额是三分之一。按惯例刑事案的律师要收取百分之四十。
在百分之二十的罚款中,律师事务所可以保留一半,剩下的百分之十归信托行所有,十四年来,莫迫凯曾接过两件这样的案子。第一件因为陪审团的原因而输了官司;第二件是替一个被公交车撞了的无家可归的女子打官司,以获得十万美元的赔偿而告终。他为事务所净赚一万美元,用这笔钱添置了电话和电脑。
法官勉强同意了百分之二十的合同,我们准备起诉。
篮球赛于七点三十五分开始——乔治顿对叙拉库斯,莫迪凯好不容易才搞到两张票,我所乘的航班六点二十到达国家机场,三十分钟后我与莫迪凯在兰多佛的国家机场东出口处见了面,我们身边有将近两万名球迷。他递给我一张票,又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厚厚的未拆的挂号信,收信人是我,发信人是华盛顿律师协会。
“今天到的,”他说,清楚地知道信的内容,“我在座位上等你。”他消失在一群学生中。
我撕开信封,在外面找了一个光线足的地方看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那帮朋友正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我。
这是上诉法院发出的一封正式指控信,谴责了我的不道德行为。指控的内容占了三页,其实一段完全够了,我偷走一份文件;我违反了保密法;我道德败坏;因此必须(一)永远取消我的律师资格,或(二)中止律师资格若干年,或(三)予以公开惩戒,因为失窃的文件尚未追回,事情很紧急,所以调查和一切手续应从速办理。
信封中还有一些通知、表格等其它文件,我看都没看。这令我震惊,我背靠着墙稳定一下情绪,整理一下思路。是的,我早料到他们会有这一手,如果认为公司不会通过所有的渠道来索回文件,那也太不切实际了。但我以为我的被捕会稍稍平息一下他们的怒气。
现在看来错了,他们要的是血。这是一家典型的大公司,手段强硬,要将对于赶尽杀绝,这一点我再了解不过了。他们不知道明天上午九点我将亲手将他们送上法庭,控告他们非法造成了伯顿一家的死亡,并索赔一千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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