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先生环视一下房间，发现咖啡桌上有一只瓷花瓶，又把枪一挥，命令我给他松绑。
“这就是男生屋。”那位先生说。
乌姆斯特德把花从瓶中拿出去，背朝着我们开始撒尿，时间可够长的，我们这时低头看着地板，他终于尿完了。这时那位先生又叫我们把会议桌挪靠窗子。这个会议桌有二十英尺长，是坚硬的核桃木制的。这个公司的家具都是这种质量的，我和乌姆斯特德一人把一头，其余人在一侧一起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这个大桌子，直到先生喊声停，我们才住手，我们一共向前移了六英尺。他又命令我只把马拉穆德和拉夫特绑在一起，而没有绑乌姆斯特德。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
接着他让那个连在一起的七个人坐在桌子上，背靠着墙。没有人敢问为什么，但我估计他是需要一个屏障以防神枪手的射击。后来我才知道警察已经派狙击手悄悄地爬上邻楼，大概先生已发现了他们。
在站了五个小时之后，拉夫特和这一伙人终于可以坐了下来。乌姆斯特德和我可以坐在椅子上，而那位先生拿了一把椅子在桌子的一端坐下。我们就这样等候着。
流浪生活一定能教会一个人有耐性。他长时间地静静地坐在那里好像心满意足的样子，双眼隐在太阳镜的后面，头一动不动。
“有谁曾把付不起房租的人赶出去过？”他无所指地含糊地问了一句，可等了一会儿见没有人回答，又问了一遍。
我们面面相觑，困惑不解，我们中间似乎没有他所说的那种情况。他似乎在盯着桌子上的某处，就离克尔伯恩的脚不远。
“你们不仅对无家可归的人毫不关心，而且还把他们赶到街头上去。”
我们只好点点头，就像按同一个乐谱唱歌一样。就是他用再难听的话来说我们，我们也会领受的。
在七点差几分的时候，我们要的外卖已经到了。敲门声很响。那位先生又叫我打个电话警告警察说，只要他看到或听见外面有人，他就杀死我们当中的一人。我十分谨慎地向鲁道夫把这一警告做了传达，我并且告诉他不要企图采取救援活动，我们正在谈判。
鲁道夫说他明白。
乌姆斯特德走到门旁，打开门，然后等着那位先生发指示。先生就在他身后，枪口离乌姆斯特德的头不超过一英尺。
“慢慢地打开门。”先生说。
我在先生身后几英尺处站着，门开了。食物是放在一个小推车上面的，就是我们律师专职助手拉我们收集的大量材料的那种小车。我可以看到四个大塑料盒的汤还有一个牛皮纸袋子，里面装的面包。我想知道有没有喝的东西，我们始终没有发现。
乌姆斯特德迈出走廊一步去拉车，正要向回拉时，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在会议室里听起来特别响。原来一个警察神枪手就躲在戴维尔太太那张办公桌的背后，离会议室有四十英尺远，但他对他要找的目标却看得一清二楚。当乌姆斯特德低头去拉车时，那位先生的头在瞬间暴露给他，那位神枪手就一下子把它打开了花。
那位先生身子向后一仰，连一声都没吭就倒下了，我的脸上立刻溅满了血和粘液。我还以为我也被击中了，我记得我当时痛得惊叫了一声。乌姆斯特德在大厅里也叫喊起来。原来在桌子上的那七个人都像遭训斥的狗一样从桌子上爬了下来，其中一半人拖着另一半人，叫喊着向门口冲去。我跪在地上，紧闭双眼等候炸药的爆炸，接着我又逃向另外的一扇门，逃离那具残缺不全的尸体。我打开了锁，把门撞开，当我最后看那位先生时，他还在一块十分贵重的东方地毯上抽搐着。他的手摊放在两侧，根本不在红色导火索旁边了。
这时门厅里挤满了警察，都戴着吓人的头盔，穿着厚厚的坎肩，又有几十个人，都猫着腰，匆匆赶到。他们让人分不清谁是谁，他们把我们连搀带架穿过接待大厅，直奔电梯。
“你受伤了吗？”他们问我。
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受伤没有。我的脸上和衬衣上都是血，而那种粘稠的液体后来医生说是脑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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