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起诉甘特利和另两个被告后的第二天，他没有要我们的命。我们的办公室一切正常。电话并不比平时更忙，咨询者的数量与往日持平。把这个案子暂时抛在一边，我更容易集中精力在手头的工作。
我只能想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大理石大厅内的恐慌，那里将不会有笑容，喝咖啡时将不再有轻声交谈，走廊里将不会有人开玩笑，也不会有人谈论体育赛事。相比之下，殡仪馆也许会更热闹些。
在反托拉斯部，那些最了解我的人更会沮丧，波利会采取一种恬淡、超然的态度，效率丝毫不受影响；鲁道夫轻易不离开他的办公室，除非上司召见。
这件案子的唯一不妥之处是将公司的四百名律师全部牵连在内，无可否认的是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不仅无辜，而且对此事根本一无所知，没人关心房地产部发生的事情，几乎没人认识布雷登-钱斯，我在那儿工作了七年后才第一次见到他，而且仅仅因为我去找他，我感到歉疚，为那些受牵连者——创建公司并给予我们良好培训的老前辈们；继承精英传统的与我同班的培训班学员们；那些刚刚醒悟过来，意识到他们道貌岸然的雇主竟然与这起非法造成的死亡案脱不了干系的新雇员们。
但是我一点也不同情布雷登-钱斯、阿瑟-雅各布斯和唐纳德-拉夫特，他们选择了置我于死地这条路。让他们颤抖去吧。
梅甘正在一个挤满了八十名无家可归的妇女的屋子里努力维持秩序，看到我来，她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陪我在华盛顿的西北区驾车兜风。她不知道露比住哪里，我们并不真的想找到她，这只是一个短暂相聚的借口。
“这太平常了，”她试着安慰我，“流浪街头的人是不可预测的，尤其是瘾君子，这是一条规律。”
“以前你见过这种事？”
“见得太多了。你学会淡然处之。当一个求助者戒掉了恶习，找到了工作和住处，你低声说一句感谢上帝，但你不要为此而激动，因为另一个露比会出现，并使你心碎。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
“你怎样做到不灰心丧气呢？”
“我从流浪者的身上汲取力量。他们真了不起。绝大多数人出生时就很不幸，然而他们都能活下来，他们四处漂泊，屡遭坎坷，却跌倒了再爬起，永不放弃。”
在距事务所三个街区远的地方，我们途经一个修车铺，修车铺后面堆放了许多损毁的车辆，入口处拴着一条大狼狗，脖子上系着铁链。我本来不打算在这些锈迹斑斑的旧车中找露比，于是那条狗决定不跟我为难。我们估计她的栖身之处在十四街事务所与第十大街的“内奥米之家”这段区域内，范围大致在洛根广场到蒙特-弗农广场之问。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她说，“我一直惊讶于这些人的流动性，他们有的是时间，一些人能步行好几英里。”
我们观察流落街头的人们。我们缓慢地向前开，审视着车边的每一个乞丐。我们走过许多公园，打量着无家可归的人，在他们的帽子里扔几枚硬币，希望看见一个熟面孔。一无所获。
我在“内奥米之家”与梅甘作别，答应下午迟些时候打电话给她。露比已经成了保持联系的绝好借口。
他是来自印第安纳州的第五任当选国会议员，共和党人，名字叫伯克霍尔德，他在弗吉尼亚街有套公寓，但喜欢傍晚时分绕着国会山谩跑。他的随从告诉新闻媒体说他是在一个久已闲置的健身房内洗澡更衣的，健身房是国会自建，位于众议院办公大楼的地下室。
作为众议院的一名成员，伯克霍尔德是四百三十五名议员中的一位；因此即使他已在特区住了十年，也绝不会为人所关注。他野心不大，无前科，健康状况良好，四十一岁。他在农业部供职，负责赋税委员会的一个分支机构。
伯克霍尔德星期三傍晚在联邦车站附近遭枪击，当时他一个人在做健身运动。他身着运动套装——没带钱包，没带现金，口袋中也没装任何值钱的东西。看上去根本找不出罪犯的作案动机。他遇见过一个街头流浪者，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形，也许是互相撞到了一起，引起了口角，然后就听见两声枪响，第一枪没打中，第二枪击中他的左上臂，子弹直达肩部，几乎接近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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