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
“现在还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损失吗？”
“我想不会。”
我拍拍莫迪凯的肩。我们打过招呼，退回莫迪凯的办公室。“怎么样？”他问。
“考虑到基托-斯派斯的下场，我想我们该录下他的证词。就现在。”
莫迪凯挠了挠胡子：“好建议，我们来搞一个书面证据，让他签上名，索菲亚公证。这样即使他有什么不测，我们手中也有个证据。”
“有录音机吗？”我问。
他四下打量了一下房间：“有吧，我记不清放哪儿了。”
既然他说不知道在哪儿，得花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找到。“用摄像机怎么样？”我问。
“这里没有。”
我想了一会儿，道：“我去把我的拿来。你和索菲亚稳住他。”
“他没打算离开。”
“很好。给我四十五分钟。”
我冲出办公室，驱车疾驰，开向西部的乔治顿。我用手机连打三遍，终于在克莱尔课间休息时找到了她。“什么事？”她问。
“我需要借一台摄像机，现在就要。”
“它还在老地方，”她慢慢地道，一边在盘算，“为什么？”
“为了一份作证书，介意我用它吗？”
“不至于。”
“仍在客厅？”
“对。”
“你换锁了吗？”我问。
“没有。”不知为什么，这个回答让我感觉好了点儿。我仍拿着钥匙，如果我愿意的话还可自由出入。
“有没有警报器？”
“没有，还是老样子。”
“谢谢。我迟些给你打电话。”
我们让马奎斯-迪斯坐在一间只有文件柜的办公室中。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后面的白墙上空无一物。我摄像，索菲亚速记，莫迪凯提问。他的回答简直是天衣无缝。
整个过程持续了三十分钟，所有该问的问题都问过了。迪斯说他知道两个被驱逐者的住处，答应去找他们。
我们计划替每一个我们能找到的被扫地出门的人单独起诉；一次一名，再把详细情况捅给《邮报》的记者，我们知道凯尔文-兰姆呆在“创建非暴力社区”，他和迪斯是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两名证人，他们不会获得太高的赔偿额——如果每个人能得到二万五千美元的赔偿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但他们的加入会使我们的被告雪上加霜。
我几乎盼着警方对街头再来一次大扫荡。
迪斯走时莫迪凯警告他切不可走漏风声，我坐在索菲亚旁的一张办公桌上打了一份三页的起诉书，代表我们的新当事人马奎斯-迪斯控告原先的三名被告非法遣散租住户，随即又替凯尔文-兰姆打了一份，我把起诉书存进电脑，这样下次发现新的当事人时只要更改一下原告的姓名即可。
正午前，电话铃响起来，持续了几分钟。索菲亚在她的办公室打电话，我只得抓起听筒，“律师事务所。”我随口道。
听筒里传来一个威严的年长者的声音：“我是阿瑟-雅各布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我想跟莫迪凯-格林先生谈谈。”
我只能说：“好的。”按了一下等待键。我盯着话筒，慢慢站起身，走向莫迪凯的办公室。
“是谁？”他问，正埋头查阅《美国法典》。
“阿瑟-雅各布斯。”
“他是谁？”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他笑了，“终于来了。”他说，我点点头。
他去接电话，我坐下来。
交谈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是阿瑟说，我想十有八九他要求面谈，而且越快越好。
搁下话筒，莫迪凯特意转告我谈话的内容：“他们想明天坐下来谈谈那件案子。”
“在哪里？”
“在他们的地方，上午十点，要求你不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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