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注定要受自己的伤害。
“好吧，我们放弃，”我说，“那我们能得到什么呢？他们双手沾满了鲜血却不受任何惩罚；他们把那些人扔到大街上；他们要为那次非法驱逐负全部责任，而且最终导致了我们当事人的死亡；可是我们竟然要让他们逍遥法外？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吗？”
“这是保住你的律师执照的唯一方法。”
“那算不了什么，莫迪凯。”我说，语气中带着一丝苦涩。
但他是对的。这一切全是因我而起，只适合由我来做关键的决定，我取走了文件，于情于理都是个愚蠢的行为。
我要是突然临阵退缩，莫迪凯非气得昏过去不可。他的全部事业在于帮助穷人们重新振作起来，他的工作对象是那些没有希望、没有家、所得甚少的人，他们所求的无非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一餐饭，一张干燥的床，一份体面的工作，一间付得起房租的小小的公寓。他的当事人的问题很少是由一家大型的私家公司直接引起的。
钱对莫迪凯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高额赔偿对他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们的当事人，正如他所说，不是已经死了，就是身份不明，或者身陷囹圄，如果不是因为我，他绝不会考虑在庭审前与对方媾和。他需要一场审判，一场巨大的轰轰烈烈的审判，有聚光灯，有摄像机，有新闻报道。他要这些不是为了个人出风头，而是为了向世人展示无家可归者每况愈下的窘境，审判不总是针对某个人的罪行，有时也可以充当宣传的工具。
因为我而使事情复杂化了，我的松弛的苍白的脸会出现在铁窗之后，我的律师执照会被吊销，从而生计也成了问题。
“我不会临阵脱逃，莫迪凯。”我说。
“我知道你不会。”
“让我来为你描绘一幅场景吧，如果我们说服他们出一笔我们能接受的钱，他们放弃刑事起诉，桌面上只剩下我和我的律师执照，将会怎么样？如果我同意中止律师资格一段时间，又会有什么后果？”
“首先，你将为这种处罚而承受名誉上的损失。”
“尽管听起来不雅，也还不至于像世界的末日。”我强辩道，对于那种尴尬的局面我极其害怕。我想起了沃纳，我的双亲，我的朋友，法学院的同学，克莱尔，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所有同仁，我可以想象出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面部表情。
“其次，在吊销执照期间，你不许办案。”
“我会丢工作吗？”
“当然不会。”
“那我干些什么呢？”
“你仍然做你目前的工作，你到‘创建非暴力社区’、撒马利亚慈善中心、耶稣会，和其它一些你曾去过的地方接受咨询，你仍是事务所的正式合伙人。我们将称你为社会工作者，而不是律师。”
“这么说与过去没什么两样？”
“没什么不同。你看索菲亚，她接见的客户比我们其余的人加起来还多，差不多全城的人都认为她是个律师，需要出庭时，我自会处理。对你来说，一切照常。”
贫民法是由那些实践它的人制订的。
“如果我被抓住怎么办呢？”
“没人会那么做，公益工作和公益法律之间的界线不是那么明晰。”
“两年时间太长了。”
“说长也不长。我们不一定非得同意停业两年不可。”
“我想这没有商量的余地。”
“到了明天，凡事都可商量，但你需要做点调查工作，找出先例，如果有的话，看看类似情况下是怎样裁决的。”
“你认为以前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也许。现在像我们这样的人有一百万，律师向来善于吹毛求疵。”
他错过了开会的时间。我谢了他，我俩一起锁上办公室的门。
我驱车奔向国会山附近的乔治顿法学院。那里的图书馆半夜才关门。对一个前途莫测的律师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让他藏身和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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