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后强调说我必须为我的盗窃行为而受惩罚。这是对公司的客户——河橡公司的利益的严重侵害。我不是一名罪犯，他们也不难放弃刑事起诉；但我是一名律师，而且还很出色，他承认道。既然如此我就该承担责任。
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撤回对我的违反职业道德的申诉。
他的论证理由充分，很有说服力，连我也不得不信服，河橡公司的人看上去态度尤其强硬。
“布罗克先生，”德奥里奥说，“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本没准备发言，但并不害怕站起来说出我的感受，我直视着阿瑟的眼睛道：“雅各布斯先生，我过去一直很尊敬你，现在依然如此，我没有什么要辩解的，我拿走文件不对，我为这件事后悔过一千次。我知道真相被掩盖了，我想找到有关它的情报，但这不成其为理由，我向你、公司的律师、还有你的客户河橡公司道歉。”
我坐下来，不敢看他们。莫迪凯后来告诉我，我的谦恭态度使室内的气氛大为缓和。
德奥里奥随即做了一件大好事，他宣布讨论下一个问题，即尚未提出的诉讼。我们先打算替马奎斯-迪斯与凯尔文-兰姆起诉，直到我们能找到的其他所有的被驱逐人都轮遍。德文-哈迪和朗蒂已经死了，所以还剩下十五名可能的原告。莫迪凯已经首肯了这种做法，并通知了法官。
“如果你承认了赔偿责任，雅各布斯先生，”尊敬的法官道，“那么你必须报一个赔偿额，你愿意为另外十五人出多少？”
阿瑟与拉夫特和马拉穆德低声商量了一下，道：“呃，法官大人，我们估计这些人居无定所已有一个月左右。如果给他们每人五千美元，他们可以找个新住处，说不定比原先的住处要好得多。”
“这个数字少了，”德奥里奥道，“格林先生。”
“太少了，”莫迪凯附和道，“同样，我从陪审团的角度考虑问题。相同的被告，相同的过失行为，相同的陪审团，我能轻轻松松地为每个人争取到五万美元。”
“你想要多少？”法官问。
“两万五千美元。”
“我认为你该付这笔钱，”德奥里奥对阿瑟道，“要价不无道理。”
“十五个人每人两万五？”阿瑟问，他的镇定自若的风度在双面夹击下荡然无存。
“你说得对。”
紧接着，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四名律师各执一词，私下争执起来。很显然，他们不与另外两名被告的律师商量，公司将单独掏钱了结此事。甘特利似乎全然无动于衷，他的钱没有危险。河橡公司也许事先威胁过，如果调解不成，它要自己起诉。
“我们愿意付两万五千。”阿瑟平静地宣布道。三十七万五千美元流出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腰包。
万事开头难。德奥里奥知道他可以逼他们接受小额的赔款。钱一旦开始哗哗向外流，就不会轻易止住，直到满足我们的要求为止。
去年一年，在支付了我的薪水和福利费以后，再从我的本营业额中拿出三分之一与日常开支相抵，公司从我身上赚了大约四十万美元，而我只是八百分之一。
“先生们，我们现在落实到两个问题上，第一个是关于钱的问题，究竟赔偿多少钱才能了结此案？第二个是关于布罗克先生的纪律处分问题。表面上看这两个问题互为条件。会谈至此，我想私下里跟双方谈谈，先从原告方开始，格林先生和布罗克先生，请到我的私人办公室来。”
法庭助理带我们走向观众席后的过道，走进一个用橡木板贴墙的美轮美奂的办公室。法官阁下脱下长袍，叫秘书上茶。他问我们要不要，被我们谢绝了，法庭助理关上门，留下我俩与德奥里奥共处一室。
“事情有进展，”他说，“我得告诉你，布罗克先生，关于你违反职业道德的申诉是个问题，你认识到它的严重性吗？”
“我想是的。”
他把指关节掰得叭叭作响，开始在室内来回踱步，“华盛顿曾经有位律师，那是在七八年以前，耍过同样的花招。他从一个公司辞职后，带走了一些披露材料，这些材料最后神秘地到了另一家公司的手上，而恰恰是这家公司给了他一份好工作。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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