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不觉地想到钱斯和那份驱逐住户的档案。他看起来很和善，白净的皮肤，五官清秀，举止文雅。我很难想象像他这样的人会到街上去检查里面往满擅住者的废旧仓库，为了把他的工作任务完成而不惜脏了自己的手，当然，他并没有去做这样的事，他有一些帮办。他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翻阅那些文件而已，当他每小时有几百美元收入的同时，公司里的赫克托-帕尔马们在干着这种令人恶心的事。钱斯在同河橡公司的执行者们共同进着午餐，打着高尔夫球，这才是作为一个股东的事情。
他很可能并不知道从河橡公司旧仓库中驱逐出去的住户的名字，他何必要知道呢？他们只是一些擅自强住的人。他们是无名之辈，无家可归，没有社会地位。他不必亲自带着警察去把他们一个个拖出来，赶到街上去，而是赫克托-帕尔马他们干的。
如果钱斯不知道朗蒂-伯顿一家人的名字，那么他就不会把这次驱逐行动与他们的死联系在一起。或许他现在已经知道了，可能已有人告诉了他。
这些问题赫克托-帕尔马将不得不回答，而且很快就得回答。现在是星期三，我星期五就将离开公司。
鲁道夫吃完早饭已是八点钟了，他八点钟在办公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参加的都是一些要人。我回到办公室，读《邮报》，报上登了看了令人心碎的五口棺材停放在教堂中的照片，有关葬礼的报道，以及对后来进行的游行的评论。
还有一篇社论文章，文笔很好，主要是质问那些有饭吃有屋住的人为什么不去想一想这城里像朗蒂-伯顿一家那样的无家可归者。
他们并没有走掉，他们不可能从街上一扫而空，他们躲在一些角落里，所以我们看不见他们。他们住在汽车里，他们蹲在棚户里，他们在活动帐篷中瑟瑟发抖，或就睡在公园的长椅上，在那里等候着能挤进本已十分拥挤而且可能很危险的避难所里。他们还会冻死饿死在街头。
我把这篇社论剪了下来，折起来装进我的钱包里。
通过律师帮办网络，我与赫克托-帕尔马接触上了。如果直接与他联系恐怕并非明智，因为钱斯会在旁边偷偷监视。
我们在三楼的大图书馆的书架之间、不受别人注意也不会受保安摄像机监视的地方碰头，他很紧张。
“是你把档案放到我办公桌上的吗？”我单刀直入地问道，因为我们的时间并不多。
“什么档案？”他问道，说话时不时地四下打量，就好像有人拿着枪在跟踪我们。
“河橡公司的那起驱逐住户案。那件事是你经办的，是吧？”
他也摸不清我究竟知道多少底细，所以支支吾吾地答了声，“是的。”
“档案呢？”
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装作在认真看的样子。“所有的档案都在钱斯那儿保管。”
“在他的办公室里？”
“是的，都锁在档案柜里。”我们说话的声音极低，简直就是耳语。我原来对这次会面不很紧张，但四下看了看之后，我发现人们都在看着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们在商量着什么。
“档案里都是什么内容？”我问道。
“没有什么好内容。”
“告诉我。”
“我有妻子和四个孩子，我可不想丢了饭碗。”
“请相信我。”
“你反正要走了，你当然什么也不在乎了。”
消息传得真快，但对此我也不感到吃惊。可我不知道是谁又添油加醋地说了些闲话，律师，也可能是他们的秘书，也很可能是那些帮办们。
“你为什么把那份材料放在我的桌子上？”我又问道。
他又从书架上换了一本书，他的右手有些发抖。“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他又翻了几页，然后走到那排书架的另一头。我也跟了过去，确认当时身边没有旁人。他停下来又找到另一木书，他还想要继续谈话。
“我需要那份档案。”我说。
“可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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