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轻轻地走到门边，关了灯，倾听他们谈话。后来我又坐在布雷登先生的皮沙发上，坐了十来分钟。如果有人看见我空手走出这间办公室，他们对我无可奈何，反正我明天就已离开公司了，但是我还是拿不到档案。
如果要是有人看到我拿走档案呢？那我可就没救了。
我拼命地考虑着这个问题，估量当时的形势，分析各种可能性。要沉住气，我不断地告诫自己。他们会走开的。他们谈完篮球又谈姑娘，似乎这两个人都是未婚的。估计这两个人都是乔治顿法学院毕业的职员，在这里做夜班。他们的声音渐渐听不到了。
我锁好了抽屉，取走了档案。五分钟，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我轻轻地打开门，把头从门缝探出来，左右看了看，没有人。这时我走了出来，经过赫克托的办公室，直奔接待厅，尽量装作没事的样子轻快地走着。
“嗨。”身后有人在喊。我转过拐角，回过头看到一个家伙跟随而来。这时离我最近的门是个小图书馆。我躲到了里边，很幸运，里边很黑，我在两排书架中间穿过去，我找到另一侧的另一个门。我打开门，在不长的一段走廊的尽头我看到一个出口标志。我从那里跑了出去，我想我下楼总比上楼要快的，尽管我的办公室就在这层楼的上面两层，我还是直奔下面而去。如果万一他认出我来，他可能到那里去找我。
我来到一楼，已是上气不接下气，没有穿大衣，不想让任何人看见，特别是电梯处，那里有保安人员以防止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进来。我到了侧门出口，就是那天打死那位先生后我和波利为了躲避记者时曾用过的那个门。当我回到我车里时，外面很冷，还下着小雨。
一想到第一次做贼那个笨手笨脚的情况，真是有点蠢，非常的蠢。如果我被捉到呢？没有人看到我离开钱斯的办公室，也没有人看到我手中拿的档案不是我自己的。
我本不应该跑。当他喊时，我应该停下来并和他聊两句，就好像没事儿的一样。如果他要看档案，我可以训斥他并让他走开。他很可能就是我以前听说过的一个下层职员。
可是他为什么要那么朝我吼呢？如果他不认识我，他为什么从楼道的另一端要拦住我呢？我驶进马萨诸塞街，很快就把复印搞好，再设法把档案送回原处。我以前也通宵干过活，如果我不得不等到凌晨三点钟再偷偷溜回钱斯办公室的话，我也可以那么做。
这时我感到轻松多了。车上的热风一个劲儿地吹着。
谁也不会料到一次打击毒品交易的活动失利，一名警察被打伤，一辆毒品贩子的豹牌汽车正全速由十八大街上驰来，我在新汉普郡大街时正是绿灯，可是那帮打死警察的家伙根本没有什么交通规则的概念，那辆豹牌车在我左边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的汽车保护气袋一下子冲着我的脸炸开。
当我醒来时，驾驶座旁的门夹住了我的左肩，几张黑脸正透过汽车破碎的窗子盯着我看。我听见警笛在叫着，又昏了过去。
一个见习医生把我的安全带解开，把我从座位仓里拖了出来，“我没有看到出血。”其中一个人说。
“你能走吗？”一个见习医生问道。我的肩和肋骨痛疼，我试着站起来，但腿不听使唤。
“我没有事。”我坐在担架的边上说。我身后一阵喧闹声，但我转不过身去。他们用安全带把我固定在担架上，当我被推进救护车时，我看到身旁有一辆豹牌汽车，已翻倒在路边，周围有警察和医护人员。
我不断地告诉他们“我没事儿，我没事儿”，但他们还是要量血压。这时车开动了，笛声也住了。
他们把我送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医疗中心的急救室，X光透视显示我没有伤着骨头，只是一些擦伤，但很痛。他们叫我吃一些止痛片，然后把我推进一个单人病房。
我夜里醒来时，克莱尔正睡在我床边的一张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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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之前她就离开了，在桌子上给我留了一个措辞温馨的条子，告诉我她要去查病房，在大约十多点钟回来看我。她还说她已和医生谈过了，好像我不会有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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