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克托在二十七日去了旧仓库，带了一名护卫人员，勘察了那个地方，毫无疑问，当时擅自强占这里房屋的情况正愈演愈烈，从他另外一个笔记本的内容判断，这个情况也是写成了一份备忘录，而且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详尽的记录。
这份备忘录已从档案中取走了。这当然不是犯罪的行为，我也从档案中取下过一些材料而不在记事录中留下说明，但这些材料我用完后是一定要再放回档案中去的。如果在记事录中列入的一项内容，那就应该在档案中找到它才行。
交割活动是在一月三十一日进行的，那天是星期五。在接下来的星期二，赫克托又返回旧仓库去驱赶那些擅住者。同他一起去的是来自一家私人保安公司的护卫人员，他是特区的一名警察，还有四个膀大腰圆的大汉，他们是一家专门负责驱赶活动的公司派来的。根据他的备忘录，这次驱赶活动共用了三个小时，其详细经过他记了整整两页纸。尽管他尽量掩饰自己的情感，但字里行间还是看得出来赫克托对这类驱赶活动是不喜欢的。
当我读到下面一段文字时我的心为之一震：“这位母亲有四个孩子，其中还有一个是婴儿。她住在一个两室的公寓里，连暖气也没有。他们就睡在地板上的两个床垫上。她当时和警察厮打到一起，孩子就在旁边看着，但最终他们还是被赶出去了。”
看来奥塔里欧是目睹了他母亲和警察的抗争的。
有一个被驱除的人员的名单，一共是十七名，不包括儿童。这份名单与星期一早晨有人放在我办公桌上的那份是一样的，那次放在桌上的还有一份《邮报》报道此事的复印件。
在这份档案的后面，还有一些对这十七户进行驱赶的通知、告示等，放得比较散乱，也没有登人前面的记事录。这些通知没有张贴出去，因为这些擅住者没有任何权利，甚至连得到通知的权利都没有。这些通知是准备为了掩人耳目，在驱赴行动之后才贴出去的。很可能是出现了那位先生的那个插曲之后，钱斯自己把它们放在档案后面的，是为防止不时之需的。
这种做法是很明显的，也是很愚蠢的。但钱斯是股东。还没听说哪一个股东交出他的档案的呢。
当然我手中这份档案不是他交出来的，而是偷出来的，这是盗窃罪，其证据已被掌握，盗窃者是一个白痴。
七年前我被雇用之前曾经过这样一道程序，私家调查者曾取过我的指纹样。所以便把那些指纹与钱斯档案柜上的指纹进行核对是极其容易的，只需几分钟即可。我可以肯定这件工作他们已经做过了。他们能否据此而逮捕我呢？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用了整整三个小时把全部档案看完，这时我的地板上已摆满了一页一页的档案纸。我小心翼翼地把它重新整理好。恢复原样，然后开车去律师事务所复印。
她去商店买东西去了，这是她留下的字条上说的。我们还有一些很好的行李袋，我们分家时都没有提到。在最近一个时期内，她出差的机会要比我多，所以我只拣了几件便宜的东西，如野营袋或做健身运动时用的袋子。我不想让她看见我。我把一些最常用的东西如袜子，内衣，T恤衫，化妆品，鞋子等我这些年来穿过用过的东西都堆在床上。反正这些东西她也会扔掉的。我又匆匆忙忙清理一下我的抽屉，以及我那一侧医药柜。拖着伤痛的身体带着精神上的伤痛，我下了楼，把东西放到了我租来的汽车里，又返回来取了我的衣箱。我看见我曾用过的睡袋，我起码有五年没有用过它了，我把它也一块儿拿下去了，又拿了一床被子和一个枕头。我当然有权利把我的闹钟、收音机、便携式的CD机、几张CD盘、厨房里那个十三英寸的彩电以及咖啡壶、电吹风和毛巾拿走。
当我把车塞满，我留个字条给她说我走了。我把我的字条就放在她给我留的字条旁边，连看也没看一下。我当时情感很复杂，似乎就要迸发出来，我天生不会处理这些情感问题。我以前也没有搬出去过，我真不知该如何去做。
我锁好门，走下楼梯。我知道过不了多少天我还会回来取我其余的物品，但我仍感到这像是一次永别。
她会读到那张字条的，也会查看抽屉、柜橱，看我都拿走了什么，当她意识到我的确搬出去时，会坐在厅里掉一阵眼泪的。也可能会痛哭一场，但很快就会好的，她是很容易度过这一阶段而走向新的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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