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说，“而不仅仅是赚钱。”接着他又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长篇演说，指责那些搜刮了巨额钱财的大公司和律师们。他的一位来自布鲁克林的律师朋友通过起诉各地的乳这是房整形公司挣得一千万美元的年薪。“一年挣一千万！这笔钱能给整个华盛顿的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
不管怎么说，他很高兴看到我弃暗投明，并对我与那位持枪的“先生”的遭遇表示同情。
“那么你究竟做些什么呢？”我问道。我很喜欢与他谈话的感觉。他言辞犀利，机智聪敏，那一长串一长串的词句使我应接不暇。
“两件事。第一件是制订法律。我和其他律师一起参与立法。第二件是指导诉讼，通常是集团诉讼。我们起诉了商务部，因为在九十年代的这次人口普查中，无家可归者的数目被大大压低了；我们起诉了特区的教育当局，因为当地学校将无家可归的儿童拒之门外；我们进行了集团诉讼，因为特区当局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就终止了几千项建房资金计划；我们抨击了使无家可归非法化的法案。只要无家可归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
“这些案子真够棘手。”
“是的。可幸运的是，在华盛顿有很多好律师愿意奉献他们的时问。我是他们的教练，负责制订比赛计划，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开始比赛。”
“你不见你的客户吗？”
“偶尔也见。但当我独自一人在那间小房间里工作时，效率最高。这就是我对你能来感到高兴的原因。我们需要有人帮着联络。”
他忽地一下站起来，谈话结束了。我们约好准九点离开，然后他走了。在他滔滔不绝发表长篇大论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他手指上没戴婚戒。
法律就是他的生命。法律是一位善妒的女主人，这条古老的箴言现如今已被像我和亚伯拉罕这样的人赋予了新的含义。
法律是我们的一切。
市警察局的警察们直等到将近凌晨一点，才像突击队员那样开始猛击起门来。他们先是拉响了门铃，随即又用双拳擂打门板。还没等克莱尔回过神来，下床找件衣服披在睡衣上，他们就开始踢门了，准备破门而入。当克莱尔用颤抖的声音询问他们是什么人时，他们大声吼道：“警察！”她慢慢地打开门，又吃惊地直往后退。闯进来四个男人——两个穿制服，两个着西装——看他们那架势，好像情势万分危急。
“退后！”其中的一个命令道。克莱尔口不能言。
“退后！”他歇斯底里地吼道。
他们砰的一声关上门。为首的是少尉加斯科，穿一身廉价紧身西服。他向前走了几步，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文件。“你是克莱尔-布罗克？”他用冷冰冰的声音问道。
她点点头，张着嘴。
“我是加斯科少尉。迈克尔-布罗克哪儿去了？”
“他不再住这儿了。”她努力挤出几个字来。另三名警察在房间里四处逡巡着，仿佛要扑向任何可能出现的目标。
加斯科怎么会相信她的话，可惜他没有逮捕令，只有搜查令。“我有一张基斯勒法官今天下午五点签发的搜查令，搜查这座公寓。”他展开文件在她眼前晃了一下，似乎要让她欣赏一下那上面漂亮的字体。
“闪开。”他说。克莱尔又向后退了几步。
“你们在找什么？”她问道。
“搜查令上写着呢。”加斯科边说边把搜查令扔到厨房的长条桌上。四名警察成扇状对整个房间进行搜查。
手机就放在我睡袋开口处的枕头旁，当时我正睡在地板上。这是我第三个晚上睡地板了，我这样做部分也是为了体验一下我的新当事人的生活。我现在吃得少，睡得更少，试图获得一种露宿街头的体验。我的左半个身子从膝盖往上又红又肿，又酸又疼，所以我只好采取右侧卧的姿势。
这是必须付出的一点小小的代价。我有遮风挡雨之处，有取暖设备，有可以锁上的门，有一份工作，不必为明天的生计发愁，不必为自己的未来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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