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阿根廷蚂蚁，你知道吗……”我告诉妻子，“是从美洲来的……”我不由自主地操起老师教学生的腔调，但没说几句便已后悔莫及，因为她最不能容忍我用这种口气对她讲话。她大概很清楚，我只有心里没把握时才用这种语调说话，因此每逢这种时候，她总要抢白我几句。
可是这回她仿佛没听见，全神贯注于用手掌拍打墙上的那队蚂蚁，试图拍死或驱散它们。结果是，一些蚂蚁爬到她手上，其他蚂蚁四散奔跑，满墙皆是。她匆忙拧开水龙头，一面冲手一面往墙上泼水。墙面虽已泼湿，蚂蚁却继续在上面爬动。她手上的蚂蚁也没冲掉。
“你看，屋里有这么多蚂蚁!你看，”她反复说道。“屋里一直有蚂蚁，只不过我们现在刚发现罢了！”仿佛蚂蚁早被发现的话，事情就会大不相同似的。
我劝道：“唉，算了，算了，不就是几只蚂蚁嘛!现在我们睡吧，明天再想法子！”我又加了一句：“算了，算了，不就是几只阿根廷蚂蚁嘛!”我这回用了当地人称呼它们的准确名字，旨在说明这是一件由来已久的事实，不必大惊小怪。
我妻子刚才在庭院里溜达时脸上出现的轻松表情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像通常那样，脸拉得老长，对一切都抱着戒心。在新居中过的第一夜不像我盼望的那么美好，刚刚开始的新生活并未给我们带来愉快和欣慰；相反，我们陷入了新的、永远无法摆脱的烦恼。“不就是几只蚂蚁嘛!”我还在想着。我记得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其实对我来说，或许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疲乏战胜了愤激，我们酣然入睡。半夜，孩子从梦中哭醒。我和妻子在床上没有动弹，以为他哭几声就会重新睡着的。然而并非如此，我们的指望落了空。我和妻子彼此问对方：“他怎么啦?怎么啦?”奇怪，他病愈后，夜里从来没哭过。
“蚂蚁爬到他身上了!”妻子嚷了一句，匆匆起了床，走到摇篮跟前。我也下床去帮忙。我们把摇篮里的东西统统拿了出来，把他身上的衣服全部脱光，然后把他抱到那盏两个房间共用的小电灯下面，勉强睁开睡意尚浓的眼睛，在他那小小的躯体上寻找蚂蚁。一丝凉风透过门缝，吹进屋里。妻子指出：“他会着凉的。”我们在他身上找蚂蚁，发现他全身皮肤通红，还有一道道搔痕，不免心疼起来。一列蚂蚁正在小土台上爬动。我们认真翻看了摇篮里的每一块垫布，直到所有蚂蚁都被捉尽为止。我们面面相觑：“现在让他睡哪里好?”床上躺两人已嫌太挤，他如果睡到床上来，我们一翻身会把他压死的。我仔细检查了一下小衣柜，那里还没有蚂蚁。我把衣柜推离墙跟，打开一个抽屉，整理了一番，给孩子当摇篮。他刚躺到里面就呼呼入睡了。我们也该重新上床休息了，困倦会使我们马上进入梦乡的。但妻子还要去看看我们带来的食品。
“快来!到这边来!我的上帝!全是蚂蚁!一片黑!你来帮帮忙厂有什么用呢?我拥着她的肩膀说：“睡觉去吧，明天再想法子，现在看不清楚。明天好好整理一下，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保险的地方。上床吧！”
“可是吃的东西怎么办?全糟蹋掉了!”
“让它们去吧!你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明天我们一定把蚂蚁窝捣毁，一定……”
我们终于上了床，但一直不能安心睡觉，老在想着这些到处乱爬的小动物。吃的东西也好，用的东西也好，里面一定全是蚂蚁；没准它们现在正沿着地板和小衣柜的腿，爬到了孩子身上……
雄鸡打鸣后，我们才合眼。没过多久，一阵奇痒使我们从梦中醒来。我们辗转反侧，不住搔痒，因为觉得床上有蚂蚁；也许是从地板上爬上来的，也许是刚才翻看摇篮里的垫布时爬到我们身上来的。因此，拂晓前的几个钟头我们也没得到休息。我们早早起了床，盘算着怎么办。这些令人头疼的、小得几乎肉眼不能察觉的敌人侵占了我们的新居，我们必须立即投入战斗。真叫人烦恼。
妻子觉得应该先去看看孩子是否被蚂蚁咬坏了(谢天谢地，看来他没挨咬)。她给他穿上衣服，喂他吃了点东西。她一面做着这些事，一面不停地挪动着双脚：新居中到处是蚂蚁，不这样不行。洗碗池里、盘子的边缘、孩子的围嘴和水果上都叮着蚂蚁。我知道，她看见这些情景后，竭力控制自己，不然的话，准会惊叫起来。但她打开奶锅时，再也忍不住了：“一层黑！”牛奶上浮着一层蚂蚁，有的已溺毙，有的在游动。“不过，全浮在表面上，”我指出，“可以用勺子撤掉。”蚂蚁倒是撇净了，但我们觉得牛奶变了味，因此一口没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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