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注：此作英译名为Solidarity，原译者或误以为与Solitary有关，乃有“孤独”之译。当以台湾本译名“团队精神”为是。]
这事发生在某天，十字路口，人群中间，人们来来往往的地方。
我停下来，心中一动：我其实是一无所知。无知，极端的无知：我不知道人、事的原委，一切都是那么的无理、荒谬。于是我笑了起来。
我当时觉得奇怪的是我以前竟然全然未曾觉察，直到那时我对所有的东西都是全盘接受：交通灯、汽车、海报、制服、纪念碑，这些和这个世界任何感性都完全脱离的东西，我接受了它们，以为有某种必然性，某个因果链把它们系在一起。
接着，笑声在我嗓子里消失了，我感到脸红且羞惭不已。我招手吸引人们的注意，“停一停！”我大叫，“有些东西错了！所有的都错了！我们所做的荒唐透顶！这是不对头的！哪里是个尽头啊？”
人们在我身边停住，朝我打量，好奇地。我站在他们中间，挥舞我的手臂，绝望地想表达自己，想让他们分享我在闪灵的刹那所体会到的东西：但是我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说，因为在那一刻，我举着手，张着嘴，那重大的天启似乎又被吞噬，尽管冲动在，但话语却是旧的。
“那么，”人们问：“你的意思是什么？所有的东西都各按其位。所有的都是原样。所有的都缘于其他。所有的都和其他相嵌合。我们看不出这有何荒谬或错误可言！”
我站在那儿，空落落的，因为当我回头再看，所有的东西又回到了它们的位置上，所有的都显得自然之极：交通灯、纪念碑、制服、高楼区、电车轨道、乞丐、队列；但它们无法令我平静，它们折磨我。
“对不起，”我说，“可能是我自己出错了。看来是这样了。任何东西都没错。对不起。”然后我在他们愤怒的注视下走开了。
不过，即使到今天，每次（经常地）当我发现自己无法理解某样东西时，我就会本能地充满希望地想，也许我的那个时刻又来临了，也许我将再一次地感到自己一无所知，我将掌握那个在刹那间发现和失去的另类知识。
（译者：毛尖）
听到枪声，他从木床上跳起来；混乱中有人打开了牢门，包括他这间。一个满脸胡子的金发男人探头进来跟他说：「快走吧，你自由了。」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纳塔雷还是很高兴，记起自己衣衫不整，身上只穿了一件背心，便抓起一条军裤往腿上套，那是他仅有的衣物。怎么弄都穿不好，纳塔雷气得指天骂地。
就在这时候，一个两百公分高的斜眼彪形大汉拿着一根木棍进来，鼻孔一掀一掀地哼哼唧唧问：「在哪里？在哪里？」然后纳塔雷发现木棍已经在自己脑袋上方，迎头劈下。彷佛在他脑中有群鸭子一飞冲天，脑门正中央鲜血飞溅。纳塔雷软软倒下，失去知觉。
跟他们早已达成协议的其中一个军人进来，高喊：「你干什么？那是犯人！」立刻许多人忧心忡忡地围住躺在地上脑袋开花的男人。出手打人的大汉还兀自嚷着：「我不会搞错的！他还穿著法西斯的制服！」
动作得快，非洲援军随时会到。还有机关枪、弹匣、炸弹得带走，剩下的全得烧光，特别是那些文件。偶尔有人会来问问人质：「好了没有，我们要走了。」而人质是乱成一团。将军单穿一件衬衫在牢房走来走去，「我马上就去换衣服」，他说；还在征询神父意见的药剂师的领带凌乱地挂在脖子上；女律师倒是妆扮妥当，一切就序。
还有，得盯着具军人身分的犯人，两个晃来晃去、马裤打扮的老兵有聊不完的家庭、小孩，角落里闷不吭声的下士，一脸蜡黄。
最后将军开始讲话，说他们在这里是人质，一定很快就会被释放，要是跟游击队走，很难说会怎么样。三十来岁体态丰满的女律师本有意要跟小队走，不过神父和药剂师跟将军说好了要留，结果统统留了下来。
凌晨两点，游击队零零星星往山上撤退，跟他们一起走的还有两个做内应引他们入营的值勤兵，几个牢房放出来的年轻人，以及三个有机关枪抵在背后的法西斯党人犯。持木棍的高个子用毛巾包裹纳塔雷的头伤，把他扛在肩上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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