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在从机场来尼普顿海滩的途中迷了四次路，然后又在大街小巷中兜了一个小时才碰巧找到了特雷弗的住所。这个地方他的母亲已经六年没来了，她也已经有两年没见过特雷弗了。海伦姨妈至少有十年没见到他了，但并不是说她就特别想念他。
他母亲把租来的车停在他那辆甲壳虫车后面，在下车之前，她大哭了一场。
这地方真是个垃圾堆，海伦姨妈心里想。
前门没锁。这个地方已经被遗弃了，但在它的主人逃跑前的很长时间里，盘子就已经在洗涤槽里堆积如山了，垃圾也没人清理，吸尘器从来没有从壁橱里拿出来用过。
房里的臭味首先把海伦姨妈熏了出来，特雷弗的母亲很快也跟着出来了。她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尸体还在牙买加一间拥挤不堪的停尸房里。而且据和她谈过话的国务院的那位不友好的年轻人所说，把他的尸体运回国要花六百美元。航空公司会加以配合，但办手续的书面材料在金斯敦被延误了。
她们艰难地开了半个小时的车才找到他的事务所。到那个时候，她们已经没有言语了。律师助手恰普在接待处等着她们，他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很悲伤，同时也很忙。办公室主任韦斯在后面的房间里听着，观察着前面的动静。在消息传来的当天，电话铃不断地响起，但在律师同行们和一两个客户打来的一连串吊唁电话后，它又再次沉默了。
前门门口摆放着一个由中情局出钱买的廉价的花圈。
“不怎么好。”她们蹒跚地走上人行道时，他母亲说道。
又是一个垃圾堆，海伦姨妈心里想。
恰普接待了她们，自我介绍说是特雷弗的律师助手。他正想关闭这间事务所，这可是一件非常难办的事情。
“那个姑娘在哪儿？”他母亲问道，她的眼睛因为伤心而红红的。
“她早些时候走了。特雷弗发现她偷东西。”
“啊呀，天哪。”
“你们要喝点咖啡吗？”他问。
“那太好了，谢谢。”她们坐在一张积满灰尘、凹凸不平的沙发上，恰普把碰巧刚刚煮好的一壶咖啡倒了三杯端过来。他在她们对面的一把不太牢靠的柳条椅上坐下来。母亲愣在那儿。姨妈却充满好奇，她打量着办公室的四周，想要寻找一些表明特雷弗很富有的迹象。她们并不穷，但在她们这个年纪，想要变得富有已经永远不可能了。
“特雷弗的事，我很难过。”恰普说。
“太可怕了。”卡森夫人嘴唇颤抖着说。她手上的杯子摇晃着，咖啡溅到了她的衣服上。但她没有注意到。
“他的客户多吗？”海伦姨妈问。
“是的，他非常忙。他是个好律师，是我曾经一起工作过的最好的律师之一。”
“你是秘书吗？”卡森夫人问。
“不，我是律师助手。我晚上去法学院上课。”
“现在是你在管理他的事务吗？”海伦姨妈问。
“嗯，不是。”恰普说，“我一直希望你们来这儿管理这事。”
“哦，我们太老了。”他母亲说。
“他留下了多少钱？”姨妈问。
恰普警觉起来。这个老女人是一条猎犬：“我不知道。我不管他的钱。”
“谁管呢？”
“我想是他的会计。”
“谁是他的会计？”
“我不知道。特雷弗对大多数的事情都很保密。”
“他肯定是这样。”他母亲悲伤地说，“甚至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是这样。”她又把咖啡溅了出来，这次弄到了沙发上。
“这儿的账单是由你来付的，对吧？”姨妈问。
“不是。特雷弗自己管钱。”
“好了，听着，年轻人，他们要六百美元才会把他从牙买加那儿运回来。”
“他去那儿干什么？”他母亲打断了姨妈的话。
“去短期度假。”恰普说。
“而她没有六百美元。”海伦把话说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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