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一小时，泰迪就知道了这里的清况。
早晨六点的铃声尖锐刺耳，响彻特朗博尔监狱，回荡在牢房之间的走廊里、草坪和建筑物的上空以及周边的树林里。大多数犯人都能告诉你，铃声恰好持续三十五秒钟，等它停止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被吵醒了。铃声让犯人们猛地行动起来，仿佛当天己经安排好了重要的事件，而他们必须赶紧做好准备。其实要做的事不过是吃早餐而已。
铃声把比奇、斯派塞和雅伯都吓了一大跳，但并不是它把他们唤醒的，因为他们本来就醒着。他们一直睡不好觉，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住在不同的牢房里，但会在六点十分碰头，一起排队取咖啡，没有人对此感到奇怪。他们端着倒得满满的杯子，一言不发地向篮球场走去。他们坐在那儿的一条长凳上，在晨曦中吸着咖啡，望着监狱的庭院，跑道就在他们身后。
他们穿着橄榄绿的衬衣，在佛罗里达州的烈日下呆坐，靠做钟点工挣点小钱，其实根本没什么事可做，只是等待，幻想，一杯接一杯无休止地喝咖啡。这样的日子他们究竟还要过多少天？一个月，抑或两个月？他们现在是不是该用天数来计算还要在监狱里呆的日子呢？种种可能性让他们夜不能寐。
“可能的方式只有两种。”比奇说。他以前是联邦法官，因此尽管说的是三人都熟悉的话题，另两人还是认真地听着，“第一种是向判我们刑的司法机关提出一份动议，请求减刑。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承审法官有权释放一位犯人。不过，这种事情很少发生。”
“你这样做过吗？”斯派塞问。
“没有。”
“笨蛋。”
“需要什么样的理由才行呢？”雅伯问。
“犯人必须提供和以前的犯罪活动有关的新情况。他如果给予当局切实的帮助，就有可能减刑几年。”
“这真让人泄气。”雅伯说。
“第二种方式是什么？”斯派塞问。
“把我们送到一间过渡教习所，一个好地方，不要求我们循规蹈矩地生活。只有监狱管理局有安排犯人的权力。如果我们华盛顿的新朋友们施加适当的压力，监狱管理局可以把我们转走，并彻底忘掉我们。”
“犯人是不是必须住在教习所里？”斯派塞问。
“是的，在大多数教习所都这样。但它们又都不相同，有的晚上要关门，而且规章制度严格，有的又非常宽松，犯人可以每天打一次电话，或是每周打一次。这全由监狱管理局决定。”
“但我们还是罪犯。”斯派塞说。
“我无所谓。”雅伯说，“我永远都不会再去参加选举了。”
“我有个主意。”比奇说，“昨天晚上想到的。作为谈判的条件之一，我们可以要求莱克同意，如果他当选了，就赦免我们。”
“我也想到了。”斯派塞说。
“我也是。”雅伯说，“不过谁会在意我们有犯罪前科呢？惟一重要的就是能出狱。”
“问问也没什么害处。”比奇回答说。他们专心致志地喝了几分钟咖啡。
“阿格罗让我感到不安。”费恩终于又开口了。
“怎么会呢？”
“唔，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突然之间就成了我们最好的朋友，像变魔术一样把我们的钱汇到了一家更安全的银行，现在又成了艾伦·莱克的代言人。别忘了，外面有人一直在查看我们的信件。而那人并不是莱克。”
“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斯派塞说，“莱克必须找一个人和我们对话。他通了些关系，做了些调查，发现阿格罗在这儿，而且还有位哥哥可以与之谈判。”
“那也太顺理成章了吧，你不这么认为吗？”比奇问。
“你也这么想，对吧？”
“或许吧。费恩说的有道理。我们确实知道还有别的人介入进来。”
“谁？”
“这是个大问题。”费恩说，“也是我一周以来失眠的原因。外面还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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