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他们在伯克莱的学生运动中相遇，两人都抗议战争和其他社会罪恶，都学法律，都忠诚于社会变革所需的崇高道德。他们勤奋工作，为选民注册，为移民工人的地位奋斗。他们在越南春节攻势时期被捕。他们用铁链把自己锁在红杉树上。他们同学校里的基督徒斗争。他们代表鲸鱼起诉。每次游行都能看到他们行进在旧金山的大街上。
他们酗酒，以极大的热情寻欢作乐，喜爱毒品，他们搬出搬进，到处和人睡觉，这都没事，因为他们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他们为墨西哥人和红杉树斗争。他妈的！他们怎么会是坏人！
现在他们累了。
她很尴尬，因为她的丈夫，一个跌跌撞撞爬到加州最高法院的出色人才，现在被关在联邦监狱里。他很高兴监狱在佛罗里达州而不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不然她会来得更勤。他呆的第一个监狱在贝克斯菲尔德附近，可他设法转了狱。
他们从不写信，从不打电话。她去迈阿密看妹妹，正好路过特朗博尔。
“晒得挺黑。”她说，“你看起来不错。”
而你像只李子一样萎缩了，他想。他妈的，她看上去又老又丑。
“过得怎样？”他问，并不真的关心。
“我工作得太辛苦。”
“那很好。”很好，她在工作，挣钱度日，这是她多年来时断时续干的事。费恩还有五年才能抖落脚上沾的特朗博尔的灰尘。他不打算回到她身边或加利福尼亚州。如果他能活下来(这是他每天都怀疑的事)，他会在六十五岁时刑满释放，他的梦想是找一块国内收入署、联邦调查局和其他以字母排列的政府恶棍们无法行使司法权的地方。费恩非常痛恨自己的政府，他计划放弃自己的国籍，移民到其他国家去。
“你还喝酒吗？”他问。他当然不喝了，虽然他有时从看守那儿要一小壶解解馋。
“我还很有节制。多谢。”
每个问题都是讽刺，每个回答都是反击。他真的想知道她为什么来。很快他找到了答案。
“我决定离婚。”她说。
他耸耸肩，仿佛说：“干吗费这个心思？”不过他没这么做，而是说：“这主意或许不坏。”
“我又找了个人。”她说。
“男的还是女的？”他问，非常好奇。现在没什么能使他惊讶的了。
“一个男人，比我年轻。”
他又耸耸肩，几乎要说：“那就上吧，老太婆。”
“他不是第一个。”费恩说。
“我们别谈这个。”她说。
费恩无所谓。他总是崇拜她旺盛的性欲和充沛的精力，可很难想像这老太婆能定期干那事儿：“给我文件，”他说，“我马上签字。”
“文件一周后到。这次是一刀两断。再说，我们现在也没什么财产可分。”
在他事业的巅峰时期，雅伯法官和托波斯基·雅柯比女士曾共同申请位于旧金山小艇停靠区的一所房屋的抵押贷款。加州律师害怕冒犯任何人，因此他们写的申请书措辞干巴巴的，抹去了一切沙文主义、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歧视老年人的暗示：申请书显示的财产与债务之间的差距差不多近一百万。
一百万对他们双方都无关紧要。为了保护森林和农田等自然资源，他们忙于同冷酷无情的伐木工人和农民开战。事实上，他们曾为财产的匮乏而骄傲。
在加利福尼亚州，家庭财产属夫妻共同所有，这意味着财产要大致平分。种种原因使离婚文件很容易签署。
有一个费恩永远不会提到的理由。骗局正在生钱，藏匿好的肮脏的钱，任何贪婪的机构都休想碰一碰。卡门女士永远也不会知道的。
费恩不知道怎么会从夫妻共有财产想到巴哈马的秘密账户，可他也不想找到答案。给他文件他会高兴地签字。
他们又谈了一会儿，谈了谈老朋友。时间很短，因为大多数朋友都死了。他们说再见时，没有悲伤，没有悔恨。婚姻很久以来就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他们终于得到了解脱。他没有拥抱她，只是祝她一切顺利。随后他去了跑道，脱得只剩下平脚短裤，在太阳下走了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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