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你再来点咖啡，”达比说。
“不用，不用。我清醒了。”
“你的头痛呢？”
“只要我再睡上三个小时，就会好的。我想今天不去上课。心情不好，没法上课。”
“好极了。”
“见鬼。我没法相信。九个人中有七个人是共和党选拔的。”
“他们首先要得到参议院同意。”
“十年之后，宪法就会面目全非，我们再也认不得了，真不像话。”
“他们就是因此而被杀害的，托马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集团，需要有一个不同的最高法院，一个由保守派占绝对多数的最高法院，明年要大选。罗森堡是91岁，也许还不止。曼宁是84岁。扬特已经80出头。他们可能马上就死，也可能再活上十年。民主党的人也许会当选总统。干吗要碰运气？现在杀悼他们，离开大选还有一年。如果有谁作此想法，完全合情合理。”
“可是为什么杀死詹森？”
“他是个叫人难堪的角色。而且，显而易见，他是个容易下手的目标。”
“是的，他基本上是个温和派，偶尔会有左倾的冲动。而且，他还是共和党总统提名的。”
“你要一杯红玛丽酒吗？”
“好主意。等一分钟。我正在捉摸。”
达比斜倚在床上，喝着咖啡，眼看着阳光透进了阳台。“你想吧，托马斯。时机选得十分美妙。当选连任，两个大法官的提名，党派政治，等等。但是再想一想当前的暴力和激进派、狂热分子、保护生命派和反同性恋分子，雅利安派和纳粹分子、想一想所有这些会动手杀人的派别，所有这些向最高法院发出的威胁，而某一个无人知晓、毫不惹眼的集团要把他们一下干掉，难道这不正是绝好时机。这件事确实可怕，但是时机的选择确是高明。”
“那么这个集团是谁？”
“谁知道呢。”
“地下军？”
“他们不见得是不惹眼的。他们已杀害了德克萨斯州的费尔南德斯法官。”
“他们不是用炸弹吗？”
“是啊，是使用塑料炸弹的专家。”
“把他们揪出来。”
“现在还不到揪出谁的时候。”达比站起来，重新束好睡袍。“好吧。我给你调一杯红玛丽。”
“除非你跟我一起喝。”
“托马斯，你是教授。你可以不想上课就不去上课。我是学生，而且……”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不能再缺课了。”
“我要给你的宪法课一个不及格，如果你不再缺课，不跟我一同醉酒。我有一本罗森堡判决意见的书。我们一同读它，一同喝红玛丽酒，再喝别的酒，还有别的。我很想念他。”
“9点钟我有联邦程序课，我不能缺这堂课。”
“我想打电话给院长，把所有的课都停掉。你该肯和我喝酒了吧？”
“来吧，托马斯。”他跟随她下楼到厨房去，喝咖啡，喝酒——
在椭圆办公室里，弗莱彻-科尔没有把夹在肩头的电话听筒取下，又摁了一下电话机的另一个按钮。三条线路在闪光，都已接通。他一面在办公桌前踱来踱去听着电话，一面匆匆看一遍司法部长霍顿的两页报告，他没有理会总统。老人家正蹲伏在临窗处，两手戴着手套，紧捏一支轻击棒，先是眼睛紧盯着黄球，接着慢慢越过蓝色的地毯盯着十英尺开外的黄铜球洞。科尔朝听筒吼了几句。总统对他的话充耳不闻，只顾轻轻触击小球，看着它不歪不斜地滚进洞中。球洞卡嗒一声，把球送了出来，它便朝边上滚开三英尺。总统两脚只穿袜子，向着下一枚球慢慢移去，头朝下对着它呼吸。这会儿是枚黄球。他出手轻击，它便笔直滚进洞中。连中八球。三十球，进了二十七球。
“鲁尼恩院长来电话，”科尔说道，把听筒砰地放下。“他很生气。他要今天下午和你面谈。”
“告诉他先拿个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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