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马布里，现任的总统讲话撰稿人和文笔奇才，坐在总统办公桌旁边的椅子上，眼看着弗莱彻-科尔和总统一同审读他草拟的詹森法官悼词的第三稿。科尔枪毙了头两稿，马布里还是弄不清他们到底要怎么写。科尔提议的是一个样子，总统所要的又是另一个样子。今天早些时候，科尔来电话说别提悼词的事儿了，总统不会出席葬礼。过一会儿总统来电话，要他准备几句话，因为詹森是个朋友，虽说他是同性恋，毕竟还是个朋友。
马布里知道詹森不是个朋友，不过他是个新遭杀害的大法官，会有一次备享哀荣的丧礼。
科尔过一会儿又来电话说总统是否出席还未定下来，不过还是得写点儿东西以备用。马布里的办公室在白宫隔壁的老办公大楼里，在那一天，对于总统是否会出席一个人所共知的同性恋者的丧礼一事，办公室里的人是三对一赌他不会去。
“好多了，迪克，”科尔说道，把纸折好。
“我也欢喜它，”总统说道。马布里注意到，总统经常都是等待科尔对他的文字表示赞许或者不快。
“我可以再试试，”马布里说道，站起来。
“不，不，”科尔接着说。“这就恰到好处了。很能打动人心。我欢喜它。”
他陪马布里走到门口，立即把门关紧。
“你觉得怎么样？”总统问道。
“我们还是取消此行吧。我的感觉告诉我不吉利。公众影响一定大，但是你对一个在同性恋色情戏院里发现的尸体说这么些好话，太冒险了。”
“是呀，我想你——”
“这是我们的危机，总统，支持率不断上升，我确实不敢走一步险着。”
“该派个人吗？”
“当然。副总统怎么样？”
“他在哪儿？”
“正从危地马拉飞回来。今天会到。”科尔突然自己觉得好笑。“这是副总统的好差使，您知道。同性恋的丧礼。”
总统莞尔一笑。“好极了。”
科尔收起笑容，开始在办公桌前踱来踱去。
“没什么问题。罗森堡的丧事星期六办，办丧事的地方离开这儿只有八个街区。”
“我情愿去地狱里过一天。”
“我知道。但是你的缺席会引人注意的。”
“我可以住进沃尔特-里德医院治疗背部痉挛。以前这么干很灵。”
“不好，总统。明年就要竞选。你该离开医院远一点。”
总统双手拍在桌上站起来。“真该死，弗莱彻！我不能出席他的丧礼是因为我没法忍住不笑。90％的美国人恨他。我不去，他们便都爱我。”
“这是礼节，总统，要讲风度。要是你不去，报纸要烈火烧你。你去用不着说一句话，只要跟进去跟出来就行了，脸上要显出悲痛，让照相机都拍到好照片，要不了一小时就完了。”
总统已经抓起了球棒，蹲伏在一个黄球上面。“那我就也得去参加詹森的葬礼。”
“行，但是别提悼词。”
他轻击一棒。“我只见过他两次，你知道。”
“我知道。我们就静悄悄地出席两个丧礼，一句话不说，完事就走。”
他又轻击一下。“我想你是对的。”——
托马斯-卡拉汉一人独睡，起床很晚。昨晚他早早上床，头脑清醒，一人独眠。他已一连三天取消上课。今天星期五，明天就是罗森堡的丧礼，为了对他的偶像表示敬意，他不可讲授宪法。直至亡灵安息妥贴。
他煮了咖啡，穿一件睡袍坐在阳台上。温度在七十度以下，入秋以来第一次寒流来了。下面是熙熙攘攘、生机勃勃的多芬街。他对街对面阳台上的一个不知名的老妇点点头。波旁街离开这里一个街区，旅人游客都已带着地图和相机走上街头。天亮的时候在法国区是见不到人的，但是时近十点，狭小的街道上便已车来车往一片繁忙了，有送货车，也有载客的小汽车。
像这样很晚起床的日子很多，在早晨这个时光卡拉汉特别珍惜他的自由。他从法学院出来已经二十年，他的当年同窗大多数都束缚在压力沉重的法律工作里，每周苦熬七十小时。他也曾在私人事务所里度过两年。首都地区一家有二百名律师的大公司，在他甫出乔治城法学院的大门便雇用了他，让他写案情摘要，写了六个月。然后他又被安置了一个工作，专门答复关于子宫内避孕器的正式讯问，每天十二小时，有时还得做到十六小时。他还得到指点，如果能够在今后的十年里做完二十年的工作，就有希望到了筋疲力竭的二十五岁时成为公司的合伙人。“卡拉汉想要活到五十岁出头，所以便从私人执业的苦役中告退。他熬得一个硕士学位，当上教授。他睡到日高三竿，每天工作五小时，偶尔写篇文章，大多数时间都让自己过得快乐逍遥。没有家室之累，他的七万元年薪负担一幢两层楼的矮檐住房、一辆保捷时汽车以及美酒是绰绰有余了。如果死神提早光临的话，那是因为威士忌酒，而不是因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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