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着旅客们，摁动了加文-维尔希克的内部号码。
“你在哪儿？”他问。
“听我解释一下。在这个时候，我不能告诉你或任何人我在什么地方。所以，你不要问。”
“好的。我想一切都听你的。”
“谢谢你。沃伊尔斯先生说什么了？”
“沃伊尔斯先生上白宫去了，我找不到他。我设法今天晚些时候跟他谈。”
“太差劲了，加文。你在办公室里差不多四小时了，没干一点儿事情。我期望的不只如此。”
“需要耐心，达比。”
“耐心要送掉我的性命。他们要抓住我，是不是，加文？”
“我不知道。”
“如果你知道人家要杀死你，而要杀死你的人已经暗杀了两位最高法院大法官，还干掉了一位清白无辜的法律教授，他们拥有上百亿美元，而且他们显然是不惜用这笔钱去杀人的，这时你该怎么办，加文？”
“去找联邦调查局。”
“托马斯去过联邦调查局，他已经死了。”
“谢谢，达比。那样说不公平。”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公平不公平，高兴不高兴，我更关心的是要活到中午。”
“别上你的公寓去。”
“我不是笨蛋。他们已经到我家去过了。我相信他们还监视着他的公寓。”
“他的家人在什么地方？”
“他的父母住在佛罗里达州那不勒斯。我猜想校方会跟他们联系的。他有一个兄弟在莫比尔，我想到过给他电话，跟他说明整个情况。”
她看见了一张面孔。他在旅客登记处的前面的一群游客中走动，拿着一份折好的报纸，企图显得跟其他旅客一样平常普通，但是他走路不大自然，眼睛在搜索寻找。他瘦长面孔，圆眼镜，额头闪亮。
“加文，听我说。写下来。我看见了一个不久前见到过的人。也许一小时前见过。6英尺2英寸左右：瘦个儿，30岁，戴眼镜，谢顶，深肤色。他走了。他已经走掉了。”
“这鬼家伙是谁？”
“我们没见过面，谁知道！”
“他看见你了吗？你在什么鬼地方？”
“在一家旅馆大厅。我不知道他是否看见我了。我得走了。”
“达比！听我说，不论你干什么，跟我保持联系，好吗？”
“我争取。”
厕所在转弯角上，她走到最后一个便位，锁上门，在里面待了一小时——
摄影记者克罗夫特在《华盛顿邮报》干了七年，直至他第三次因毒品罪而被关了九个月，现在假释在外。他宣称自己是自由开业的艺术师，在电话簿上刊登了这样的广告。电话难得一响。这一行业务他做得不多；他干的是给那些不知道自己成了靶子的人们拍照。他的许多顾客都是办离婚的律师，他们需要一点对方的脏东西拿上法庭。干了两年自由开业之后，他又掌握了几手把戏，现在便自命是个三脚猫的私家侦探了。如果有人请他的话，收费每小时40美元。
他有一个顾客是格雷-格兰瑟姆，他在报馆工作时的老友。格兰瑟姆是个严肃的、讲职业道德的记者，不过，当他需要一点肮脏玩意儿时，就来电话。克罗夫特欢喜格兰瑟姆，因为此人能直说自己需要的不光彩的东西，不像别人装出一副圣人面孔。
他坐在格兰瑟姆的沃尔沃汽车里面，因为这辆车上有电话。时已正午，他正在过他的中午大麻烟瘾，他把所有的窗玻璃都放下了，不知气味是否还会留在车内。他的最好作品都是在半醒半醉的时候产生的。一个人如果为了谋生而去守候汽车旅馆的话，他是需要沉醉的。
微风习习，从汽车右边窗口吹进来，把气味送到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去。他是非法停车，又吸毒品，但他并不真正担心。
电话亭子在相距一个半街口的前方，在人行道上，但是那儿已经不是大街。他使用一架望远镜，可以看清挂在架子上的电话簿。一个肥大的女人在里面，把亭子塞得满满的，说话时两手动个不停。克罗夫特深吸一口，注视着反光镜里有没有警察，这儿是要把非法停车拖走的地段。宾夕法尼亚大街上交通繁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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