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前,哈金法官根据尼可拉斯·伊斯特尔的书面要求,对午饭的规定作了一点小小的改变,同意让两位候补陪审员和12名正式成员一起进餐。这两名候补都是男性,一个叫亨利·吴,另一个是夏因·罗依斯。
亨利曾经是南越的一位战斗机驾驶员,在西贡陷落的次日,他的飞机一头栽入了南中国海。被美军的救护船捞起后,在旧金山一家医院中接受了治疗。他花了1年时间才把老婆孩子经过老挝、柬埔寨和泰国,接到了旧金山。在那儿住了两年,最后于1978年来到比洛克西,吴买了一条捕虾船,加入了人数日益增多的越南渔民的行列,本地的渔民反倒被他们压得透不过气。他的最小的女儿去年高中毕业时得了全班第一,进入哈佛后领取全额奖学金。他已买了第四条捕虾船。
他心甘情愿前来履行担任陪审员的义务。他和别人一样爱国,而且决不亚于上校赫雷拉。
尼可拉斯当然是立即和他交上了朋友。他决心要让亨利·吴和12名正式陪审员平起平坐,参加最后的审议。
鉴于受到隔离后陪审团的心理状态,凯布尔决定尽快结束案子的审理。他把证人减少到5名,计划最多用4天时间让他们作证。
詹克尔走上证人席继续作证,下午开庭后的第一个小时,往往是一天当中洁问自己的证人最糟糕的时刻。
“你的公司正在采取什么行动,与未成年人吸烟这一现象作斗争?”凯布尔问。詹克尔不着边际地唠叨了1小时。为某一个慈善事业捐赠了100万。为作广告宣传投入了100万。仅去年一年,就花掉了1100万美元。
有时候他说的话,听起来好像他是厌恶香烟似的。3点钟法官宣布休庭喝咖啡。休息结束后,罗尔开始了他的反洁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很刻毒,一下子让被告证人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
“贵公司为了促使人们吸烟,不惜投入400万美元。可一旦他们由于吸了你们的香烟而生病之后,贵公司却不愿拿出一个子儿来帮助他们。这是事实吗,詹克尔先生?”
“这难道是一个问题吗?”
“当然是。你回答!”
“不,这不是事实。”
“好。那么请问,贵公司最后一次为烟民的医疗账单支付过一个铜板是在何时?”
詹克尔耸了耸肩,低声咕哝了一阵。
“我很抱歉,詹克尔先生。你说什么我没有听见。我现在把问题重复一遍。贵公司最后……”
“你的问题我听见啦!”
“那你回答呀。贵公司什么时候曾经帮助吸你们香烟的人支付过医疗账单,你只要给我们一个例子就成。”
“我记不得了。”
“如此说来,贵公司对自己的产品是拒不负责喽?”
“决非如此!”
“好。那就请你给陪审团举一个例子,说明贵公司是如何为自己生产的香烟负责的?”
“我们的产品是完美无缺的。”
“它们不会导致疾病和死亡?”罗尔猛烈地挥舞着手臂,怀疑地问。
“是的,它们不会。”
“咱们把这一点弄弄清楚。你是在告诉涪审团,你们公司制造的香烟不会导致疾病和死亡?”
“如果它们不被滥用的话。”
罗尔以无比厌恶的口气把“滥用”这个词重复了一遍。在一阵冷笑后,接着问道:“贵公司的香烟是要用某种形式的发火装置点着的吧?”
“当然。”
“烟丝和卷烟纸产生的烟,是要通过与点火的那一头相反的另一头吸的吧?”
“是的。”
“这种烟要进入口中吗?”
“是的。”
“要进入人的呼吸道吗?”
“这取决于吸烟者的选择。”
“你吸烟时把烟吸进呼吸道吗,詹克尔先生?”
“是的。”
“那么你是知道你制造的烟卷产生的烟,会被人吸进呼吸道的。这样说准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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