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嘛。我也是很清楚的。罗尔先生。你往下说吧”
罗尔走回到他那凌乱的桌子边，从助手手上接过一份厚厚的文件：“而且，被告每提出一次申请，都毫无例外地要给我们一份这种该死的东西，”他把文件朝桌上一掷，高声叫道，“我们哪有时间读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光准备开庭，我们都还忙不过来呢！而被告却有许许多多按小时收费的律师。就在我此刻在这里讲话的当儿，他们或许正在忙着起草另一份轻率的申请呐！那份申请书，毫无疑问，会有足足6磅重，准保要浪费我们更多的时间！”
“别离题太远啦，罗尔先生。”
罗尔只当没有听见：“我们没有时间读这些东西，只好用秤来称称它们的重量。咱们的回答相当简短，大意如下：‘请允许我们以此备忘录作为对被告就其最近提出的毫无意义的申请所作书面陈述的回答，该陈述重达四又二分之一磅，虽然过长，却也符合其一贯风格。”
由于陪审员们并不在场，所有的演员早已把微笑、风度和令人愉快的言谈举止忘得一干二净，他们的脸上只有紧张的神情。甚至法庭书记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也显得烦躁不安。
罗尔的脾气早已臭名远扬，如今他更是暴跳如雷。他早就学会如何发挥这一特长，来使自己得益。他那位临时的朋友兼永恒的对手凯布尔先生，虽然板着面孔，但嘴巴自然不会闭紧。他们就这样用一场毫无节制的争吵，款待法庭上的听众。
9点15分，法官大人令人叫露·戴尔通知陪审团，有关申请的辩论即将结束，过几分钟就要开庭。有望在10点以前。这是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生的第一次延误，陪审员们虽然要在休息室里干等，但也觉得情有可原。他们三个一堆，四个一群，在休息室里继续谈天说地。男人们聚在房间的一头，女士们则坐在另一端。几根烟枪不停地进进出出。只有霍尔曼·格里姆斯坐在桌子头上他那个老地方，用一个指头在一架手提盲人计算机上打字。昨儿晚上，他一直工作到凌晨，在盲人计算机上费劲地阅读布朗斯基图表的文字描述，而且已让陪审员们人人皆晓，个个皆知。
在休息室的一个角落上，隆尼·谢弗用了张拆叠倚，搭起了一个临时办公室，也安上了一台手提计算机。他分析着仓库里的存货，研究着报表，核对着种种细项，因为无人前来打扰，而感到称心如意。他其实倒不是一个不合群的人。只是实在太忙而已。
佛兰克·赫雷拉坐在离霍尔曼不远的地方，读着《华尔街日报》，偶尔与坐在对面正盯着电视屏幕观看大学周六联赛的杰里·费尔南德斯聊上两句。在陪审团的男子汉们当中，唯一一个喜欢和女士们有滋有味聊天的是尼可拉斯·伊斯特尔，此刻他正和洛伦·杜克悄悄地讨论本案的案情。洛伦是个又高又大和蔼可亲的黑人妇女，在基斯勒空军基地当秘书。她是1号陪审员，座位就在尼可拉斯的旁边，在庭审过程中，两个人总是交头接耳，叽叽咕咕。即使影响别人他们也不在乎。
她今年35岁，没有丈夫，但是有两个孩子，因而空军基地的那份报酬优厚而又轻松的美差，她是一丁点儿也不敢懈怠。然而，她也曾向尼可拉斯承认，即使她一年不上班，谁也不会来找她麻烦。尼可拉斯给她讲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故事，告诉她在以前审理的案子中烟草公司是如何玩弄五花八门的鬼把戏，并且向她承认自己在念法学院的两年当中，曾经仔仔细细地研究过香烟引发的案件，他之所以退学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他们俩压低嗓门。悄声细语，谨防霍尔曼听见。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10点整，尼可拉斯走到门口，责问正在埋头阅读平装本的露·戴尔。可是，法官何时会请陪审团出庭，她也一无所知，无能为力。
尼可拉斯在桌边坐下。开始和霍尔曼讨论应该采取的措施。律师们造成了这样的延误，却把他们关在休息室里，这实在是太不公平。应该准许他们走出法院大楼，在法庭工作人员陪同下，在美好的上午到外面散散步，而不是把散步仅仅局限在中午。霍尔曼同意尼可拉斯像以往那样，用书面形式提出这一要求，在中午休息时提交哈金法官。
10点30分，他们终于走进法庭，庭上的气氛由于刚才进行的激烈战斗而依然十分凝重。尼可拉斯首先看到的便是偷偷潜入他公寓居室的那个人。他坐在第3排原告一侧，穿着一件衬衫，打着领带，面前摊着一份报纸，一只手搁在前排的椅背上。他独自一人，对正在就座的陪审员们几乎是看也不看。尼可拉斯无需凝神细瞧，瞥了他两眼，足已作出正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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