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你对整个烟草行业心怀怨恨？”
“我不是烟草行业热情的崇拜者。”
“所以你才到此作证？”
“不。”
凯布尔翻了翻笔记，迅速改变了话题：“克里格勒先生，你有过一个姐姐，对吗？”
“对。”
“她出了什么事啦？”
“1970年去世了。”
“死于何种原因？”
“死于肺癌，她每天两包烟，吸了大约23年。是香烟杀害了她，凯布尔先生，如果这就是你想了解的原因的话。”
“你和她关系密切吗？”凯布尔颇为同情地问。他挑起了一个悲剧性的话题，给陪审团留下了不良印象，此刻他想以同情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抵消。
“我们很亲密。我只有这一个同胞。”
“她的去世你很悲哀？”
“是。她是个很特别的人。时至今日，我仍旧怀念她。”
“提起这件事我很抱歉，克里格勒先生。可是这与本案有关，我不得不提。”
“你的同情令我感激不尽，凯布尔先生。可是，这与本案毫无关系。”
“她对你吸烟有何想法？”
“她不喜欢。她临死前还要我戒烟。凯布尔先生，你希望听到的就是这句话吗？”
“假如是事实的话。”
“哦，这绝对是事实，凯布尔先生。我在她去世前一天，向她保证一定戒烟。而我也确实戒了，虽然这一过程拖了足足3年。因为我上了钩了，这你是很清楚的，凯布尔先生，像我姐姐一样上了钩了。生产那些杀害了我姐姐的卷烟的公司，故意使香烟中尼古丁的含量一直保侍在高水平上。这些卷烟本来也是可能将我杀死的呀。”
“喂——”
“你别打断我，凯布尔先生，尼古丁本身并非致癌物质，这你很清楚。它只是一种毒品。这种毒品使人上瘾，从而让致癌物质在某一天可以乘虚而入。香烟天生有害，其原因就在于此。”
凯布尔镇静自若地望着他：“你讲完了吗？”
“我准备回答你下面的问题。但是，你别再打断我。”
“一定。而且我向你道歉。现在我请问你，你是于何时开始相信香烟天生就有害的呢？”
“我说不出准确的时间。这早就是人所共知的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谁都知道香烟天生有害，这无需天才。但我还是愿意这样回答你：我开始相信这一点，是在70年代初期某个时候。在我完成了我的研究项目以后，在我姐姐去世以后，在我看到那份无耻的备忘录之前不久。”
“1973年？”
“1973年左右。”
“派恩克斯和你的聘用关系是何时中止的？哪一年？”
“1982年。”
“如此说来，你尽管认为该公司的产品天生就有害，你仍继续为之工作？”
“是的。”
“1982年你的年薪是多少？’
“9万美元。”
凯布尔停了一下，他走回被告律师席，从一位助手手里接过一本拍纸簿，瞧了一会儿，一边咬着一根眼镜柄。他随后又回到麦克风前，询问克里格勒1982年起诉派恩克斯公司的原因。克里格勒一时摸不透他的用意，惶惑地望着罗尔和密尔顿，用目光向他们求援。凯布尔对导致这起讼案的一系列事件的细枝末节紧追不舍，而案子本身又极为复杂，涉及许多个人隐私，因而进展很慢，近于停顿。
罗尔表示反对。密尔顿表示反对。凯布尔则装模作样，似乎无法理解他们怎么居然会表示反对。双方律师凑到哈金法官面前，低声争论，而克里格勒则巴不得快点走下这个证人席。凯布尔对克里格勒在派恩克斯公司最后10年的工作表现，发动了连续不停的攻击。他可能要传唤其他证人出庭，反驳克里格勒、这便是他作出的强烈的暗示。
他的这一手法差点儿获得成功。被告律师无法驳倒克里格勒证词中对己不利的因素，他们便改变策略，在陪审团面前散布烟幕。如果不能把证人当场搞臭，那就用鸡毛蒜皮的细节缠得他魂不守舍，心烦意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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