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搬到她那儿去住吗？”她又问道，意思是指我编出来的那个正等着为我生孩子的女人，我正是为了“她”才和她离婚的。
“说不定。”我含含糊糊地回答。
“你真的决定把东西都留给我，不分财产？”
“是，是，是！我要重复多少遍你才能记住？”
“这样恐怕不太光彩吧？靠女人养活，住她的房子，花她的钱……”维卡若有所思地说。
这句话几乎使我失去自制力。要知道，她的情夫不定多想搬进来呢！这就很光彩吗？我倒想知道，他跟我有什么区别？他不是也想搬到维卡的（顺便说一句，是我的）房子里住，开她的（应该说，是我的）车，花我这几年挣的钱吗？她倒是给自己定了一个什么样的道德标准？
不过我也只是心里恼火，而且瞬间我的愤怒之火就被想到我还活着、并且近期内也不会死旧的“幸福之雨”浇灭了。我是如此幸福，以至于想同一切告别。我从心里感激维卡不问我什么时候搬走，好让她和她的那个“乡下罗密欧”肆无忌惮地寻欢作乐。她表现出少有的温和，没有一句话、一个动作让我觉得她急欲摆脱我获得自由。我暂时还无处可去。卢托夫说，只有我办妥了所有监护人的事务，离开电视台之后，他们中心才会接收我。对维卡，我就搪塞说，我暂时有困难，我情人那儿有很多客人，暂时没我住的地方。维卡听了，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悄悄地点点头，也就不再追问。除此之外，她还依旧给我做饭，洗碗，像一个灰姑娘一样温顺、随和。估计可能是受良心的谴责，她有时表现出的强烈的情欲都令我发蒙。不管她，让她难受去，我已经难受过了，现在轮到她了。
卢托夫迅速帮我办理了母亲的监护手续。其实，他的帮助也就是让所有的事办起来比平常的程序快一些。其他的也都得一一处理。因为我母亲没有自理能力是显而易见的事。不过，还是有一个机灵的女办事员紧皱眉头问我：“也就是说，您想卖掉您母亲的房子，而把她送到残疾人疗养院去？”
“您听谁说的？我是希望她能得到必要的照料。她还住她自己的房子，不过我要把这个房子的产权交给即将照顾我母亲的人。”
我估计那女办事员不相信我，不过我根本不为此而担忧，她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总之我又不会让母亲流落街头。我只是想自己不被束缚住手脚，可以想住哪儿住哪儿，想去哪儿去哪儿，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而不必每隔三分钟就想一想，最少隔一天得去看一看我的疯妈妈。
制作《素面朝天》和其他几个节目的制片公司对我即将离去深表遗憾，现在正在物色一个能代替我主持《素面朝天》节目的人。老实说，对这个节目我是深恶痛绝。以前维佳-安德烈耶夫毫无道理地挥霍赞助商的钱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因为这笔钱数目很大，不可能一下子就花完的，维佳是个精明的小伙子，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甚至连敲诈这样的事他都能干出来。只要他得到消息，而且这消息能使他从别人那儿弄来钱，他是什么也不顾的。最近，他经常糟蹋人，想在节目中制造丑闻，好把它卖个好价钱。想到这，连我都觉得恶心。特别是与女作家托米林娜做完节目之后，我就更感不快，其实，这种不快之感并不是立即产生的，而是在我读了报上关于节目的文章之后。因为在直播现场我们应当非常愉悦地继续我们在结识时所谈的话题、我激发她，她同我谈话，根本没考虑到那些没看到开头的观众或许会理解为别的意思。于是尖刻的女记者海伊娜就歪曲了托米林娜的话，纯粹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而我呢，对客人十分粗鲁，是她让我得到应有的惩罚。我是如何得出是托米林娜教给别人这个结论的呢？首先，不是所有的人，而是我，乌兰诺夫-亚历山大。其次，所有她说的都是公正的、正确的，而我的问题和反驳则是具有挑衅性的，是愚蠢的，没有分寸的。如果海伊娜这样写：“乌兰诺夫爱摆架子，现在终于有一个人公开和他对抗。”我倒可以理解。这至少还不失为公平，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可她却由于自己的愚蠢而使得文章的语气和风格骇人听闻、不成体统。让我觉得自己对不起托米林娜。她这是从何而知？难道仅仅是因为她说了关于电影脚本的事？可这是多罗甘让她说的，他事先也给我讲过。其实，他为这些话还付了钱，只是付给的人是我，而不是她，所以可怜的女作家完全是无享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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