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是这样，”她肯定了他，“因为事实上有的患者为基金会赚到不少钱——他们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比如乌兰诺夫和我们的塔姬雅娜。调查，接近，然后为他们效劳，这需要有超人的道德凝聚力才不至于被暴露。因为没有什么束缚他们。即使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找到了给他们赚大钱的人，也无法证实是蓄意把这些人弄到那儿去的。你懂吗？人在困境中，当没有发生不可挽回的事时，我们伸出援助之手。不是他主动找我们的，我们迈出了相识的第一步，这有什么可耻的？我们见到人的危险处境，为什么眼看着他自杀？应当及时制止，否则我们的活动还有什么意义。并且我们组织的宗旨就是‘防止不幸’。很动听，是吧？我们警察也认为预防犯罪胜于揭露犯罪。是的，患者为他们赚到了钱，但这是他们心甘情愿的——首先是出于感激，其次是怀有基金会的理想，要尽力投入慈善事业，为世界上更多的人得到危机中心的帮助。固若金汤，尤拉，我们找不到任何漏洞。因为我们抓不住要害，找不出某些富裕的人陷入困境是他们基金会或中心故意所为的证据。这些患者的周围尸横遍地，忠实的妻子却被丈夫抛弃了，子女堕落成了罪犯和吸毒者，他们被驱逐出工作岗位，但是这一切，我们发现却和基金会纠缠不清。所以前景暗淡。我们能欺骗乌兰诺夫，把假造的带子偷偷塞进录像机，迫使他讲出——而事实上，报上的文章不是一个人花钱登载的，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他们。送给玛格丽特西装的不是卢托夫，而是另外一个人。伊拉的未婚夫又简直是神话人物，斯塔索夫在莫斯科的任何一个银行都找不到他的踪影，即使找到了，又能有什么用？追求漂亮年轻的女性，把心交给她，向她求婚，这难道违法吗？认错人也算犯罪吗？而他与基金会或中心的某个人偶然认识，这也不能构成刑事犯罪。罗列的间接罪证，证明不了什么。法庭对这种刑事案件会用破抹布擦掉。我和你，尤拉，永远也破不了这个案子了。如果，当然喽，偶然性是不会帮我们的忙的，惟一我们掌握的就只有卢托夫了，但我们能出示他的什么罪证呢？和节目主持人乌兰诺夫结识，然后，后者主动来寻求帮助——凭这不能坐牢。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在塔姬雅娜面前，又能说明什么？他会说，在报上看到许多文章谩骂他喜欢的名作家，就征得中心的同意，在不幸尚未发生时援助她。为什么假冒记者？为什么不呢？他是演员，职业演员，他认为在跟女作家交往时这个职业更容易让人接受——因为他想引起她的注意。他还能怎么和她认识呢？噢，尤拉，当你费尽全力破一件案子，日以继夜地奔忙，‘绞尽脑汁’，直到理清头绪。理清头绪，结果又是一场空，没有确凿证据，一个罪犯也没上钩。假如我们能找到杀死安德烈、邦达连科、尤丽娅、伊涅萨或季姆的杀手，我们就能振作起来，但他们却跟中心有了瓜葛。哪怕抓到一个罪犯也好啊！你笑什么，尤拉？在想美事吧。”
“娜斯佳，你想要我卖给你一个绝妙的主意吗？那么你的梦想会成为现实。”
他有点像开玩笑，但眼神却透着严峻。娜斯佳慢慢把手放在桌上。探讨这个她都觉得可怕，因为了解她的老朋友，老同事，尤拉，能准确无误地猜出她的心思。
“尤拉，不行，”她坚决地说，“快把这个念头打消。”
“你怎么了，娜斯佳？我们会很顺手的，连根毫毛都伤不着。”
“说了，不行。千万要那么做，不然到死我们都不能原谅自己”。
“算了吧，你，”尤拉失望地挥了挥手，“你总是在飞的时候把翅膀折断。你今天脾气很糟，不太讨人喜欢，你去睡一觉，明天我们再谈。”
塔姬雅娜不慌不忙走出妇科诊所，她今天已经是第三次来这了。她步履艰难，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动，表情忧愁痛苦。坐地铁下车，她又换乘公共汽车。汽车站离家很远，塔姬雅娜慢慢走着，贪婪地呼吸着充满温暖的春天气息的空气。“新区的惟一优势，”她想，“有害气体比莫斯科中心少，虽然也能吸到一些。”快走到商店时，她更放慢了脚步，想是不是要买点东西回家。好像冰箱里满满的，所有必备食品都有。但要是漏掉了什么呢？偏偏又是某种好吃诱人的东西呢？怀孕期间，塔姬雅娜被突如其来的想吃到某种美味的渴望折磨着，一忽儿想吃海带沙拉——虽然过去吃过两次并不觉得可口；一忽儿——就像前不久——馋冰激凌馋得要命，平时她可对它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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