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看到一个男子向女盥洗室走来，也许并不会惊慌，只是有点不知所措。而如果走来的是个女人就更是正常现象了。为什么要后退呢？一位女士往外走，另一位女士往里进，是很自然的事。但如果这位进来的女士无论如何不该突然出现在这儿呢？姑娘也许没料到会在这儿看见她。这个女人如果满脸杀气、眼神狂乱呢？那么姑娘很可能向后退，想离她远点儿，特别是这个女人手中有枪。不过，男人手中拿着枪，也不是好兆头。问题又回到了开始，凶手要么是女人，要么是男人。
还有那两封信。罪犯的目的大概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挠婚礼的举行，合乎逻辑的推理大体上是这样：让新娘在结婚前夕收到恐吓信，如果这封信不起作用，就在婚姻登记处制造凶杀案，以此使婚姻登记处的正常工作无法进行。但为此而采取这么骇人听闻的手段，下的睹注也太大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要打死哪位姑娘就无关紧要了。只要选一个在盥洗室里待的时间最有利于他下手的姑娘。最主要的是，他破坏婚礼的动机是什么。
那么把同样的信寄给她娜斯佳又是为什么呢？她的婚礼是不会有人想破坏的，至少她自己对此毫无察觉。娜斯佳没有争风吃醋的追求者，奇斯佳科夫也没有抛弃过女人，又没有财产争执，什么都没有。这大概是早有预谋的迷魂阵。如果埃利娅和瓦列里的婚礼由于恐吓信而未能举行，那么娜斯佳收到的信就纯属恶作剧了。假如凶手继续采取极端手段，不让埃利娅和瓦列里结成婚，那么第二封恐吓信和第二次谋杀就是必要的了，这完全是为了打乱侦讯工作。而这一切的谋划和实施，都需要一个铤而走险的人。杀死同一天结婚的两个姑娘，仅仅是为了不让另外一个姑娘结婚？真是想不通……
她正准备回家，科罗特科夫打来了电话：
“你还在工作？”
“正打算走呢，快9点了。”
“那我在你回家的路上等你。有几句话得说说。”
他们在娜斯佳回家途中的地铁站会面了。
“我送送你，”科罗特科夫说，“想交换点看法。”
“关于什么？”
“关于埃利娅-巴尔托什唯一的知心好友，那位卡佳-戈洛瓦诺娃。我对一个问题很感兴趣：为什么她没去婚姻登记处？埃利娅为什么没请她作证婚人？卡佳毕竟是她唯一的女友。”
“弄清楚了没有？”
“谎言，露骨的谎言，搅混了水。”
“引爆的混合物，”娜斯佳开玩笑说，“快说吧。”
“是这样。卡佳姑娘装作和瓦列里-图尔宾不太认识，尽管她和图尔宾在同一所学院里学习，图尔宾是研究生，目前正在写论文。可是很明显，埃利娅同瓦列里相识不是在电车上，也不是在排队买戏票时，而是在卡佳的直接参与下。再说，她交谈中有一次不留神竟称图尔宾为‘瓦列里’，这之前我们提到他时，只称‘埃利娅的未婚夫’。”
“卡佳有没有对此作出解释？”
“什么也没说。我没对她谈自己的看法。暂且由着她不说实话吧，还不到逼问她的时候。后来，她流露出即使当个小傻瓜，也比做个聪明的成年女人强得多的想法。你对这种说法怎么看？”
“你认为她是指埃利娅吗？”
“可以肯定。并且她对没参加婚礼作出的解释是她不喜欢埃利娅的父母。一谈到女友的母亲她便充满敌意，说‘只要需要，塔米拉是会踩着别人的尸体走的’。还说给埃利娅的恐吓信完全可能是塔米拉自己写的。”
“谁？她母亲写的？”
“是呀。卡佳就这么看。好像塔米拉极力反对这个女婿。”
“可是，如果她真的不喜欢这个女婿，为什么允许自己的女儿向婚姻登记处递交申请呢？又怎么能听任他们的关系发展到举行婚礼的地步呢？”
“是埃利娅事先没有征得她母亲的同意。女儿急不可待地要做图尔宾的妻子，于是瞒着父母递交了结婚申请，两星期后才向父母和盘托出。还有件怪事：埃利娅和图尔宾结婚的时间，起初定在下午1点半。可两星期后，塔米拉-沙尔科夫娜到登记处去商量时，却说要提前，要求一上班就给他们登记。她这股子麻利劲儿你觉得正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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