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斯佳自己没有到克格勃的档案馆去。她很善于放弃情绪化的抛头露面，集中精力思考破案，但是毕竟还有一些她不能只是组织别人去做的琐事。其中包括她不能够，确切地说是不喜欢处于低三下四的地位，她被看成一个进门求人的小人物，而别人则居高临下向她施恩赐惠，虽然事实上是公事公办，既是她的职责，也是向她施恩赐惠的人的职责。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克格勃——联邦安全局档案馆是两年前。她没有一丁点想再去的愿望。当然，从公务纪律的观点看，这样任性是不可原谅的，民警军官没有任性的权利。但是，由于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没有过其他的任性，同事们谅解了她的这个一小“点”，并且把所有需要求爷爷告奶奶他说好话、央求在证件上签字盖章、在门外等候几个小时等等差事都承担起来了。
第二天，尤拉-科罗特科夫把一张写有名字和地址的纸放到娜斯佳面前。谢苗-费多罗维奇-罗德钦科健在，住在莫斯科中心沃斯塔尼亚广场一幢高楼里。
“嘿，阿西卡，给你这个档案中的讨厌鬼。”科罗特科夫精疲力竭地说。他习惯地骑坐在卡敏斯卡娅办公室的椅子上，从娜斯佳的鼻子底下强夺下咖啡杯，“也许，我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没弄懂，不过，我们这位谢苗-费多罗维奇是一位极高尚的人。凭良心说。”
“高尚的告密者？”娜斯佳谅诧道，“竟有这等新鲜事？”
“嗯。与其他的告密者相比较而言。你认为，一个罗德钦科就能把施瓦伊施泰因博士关起来吗？绝对不是，是那里的人一齐使劲。伊万-叶利扎罗维奇-贝绍夫也在其中。案中的告密者有十来个，而作者就是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周围的人。那些告密信基本上写得都很干巴，没有文采。而亲爱的谢苗-费多罗维奇的信正赶巧了，在日期上它是最近的。你猜得到是个什么样的情夫吗？”
“看来，不幸的博士严重妨碍了某某人，而这个某某人极欲把他投进监狱。他有可能向施瓦伊施泰因夫妇周围的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把他供出来。但这些人要么不够歹毒，要么想像力不够丰富。要么被吓得还不够，提供的材料无论如何不能将事情搞掂。而谢苗-费多罗维奇就提供了这样的材料。事情明摆着，他的歹毒和想像力应该更多一些，既然他与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有暧昧关系。也许，其中另有曲折。比如，谢苗-费多罗维奇在某方面受施瓦伊施泰因所妨碍的那个人指使。或者他怕这个人。总之，不能不服从，虽然并不太想把情妇的丈夫弄得太惨。只是他没有别的办法。你知道，尤里克，我一直害怕从道德上评价那个时期的事件。一些人说没办法，在强迫和恫吓之下。另一些人用手指点着揭发他们说，正派的人不接受强迫或者恫吓。我不知道，谁对谁错。但是我知道一点：如果不是你本人，而是你的亲人、你的孩子受到威胁，你会做乐意做的一切事情，只要不伤害他们。我记得太清楚了，阿尔森怎么威胁我，我发疯般地为爸爸和廖什卡担忧。也为瓦洛佳-拉尔采夫的女儿担忧。阿尔森绑架了她，并且利用她来讹诈我。要知道我按照他的命令做了一切。不接案子，中断工作，解散小组，开张病假条坐在家里。至于即使不出家门，守着电话机，我反正也能欺骗他，这是另一回事，但是这已经离题太远了。但是，你为什么说，罗德钦科是一个最高尚的告密者呢？”
“因为他没有出卖任何人。你想想马尔塔-舒尔茨对你说的话。由于你不了解情况才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她的话。”
“对了，我想通了，‘大家都吓坏了’指的是害怕泄露风流韵事和夫妻反目。好了，原来，所有这些人彼此都了解，知道写了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丈夫的告密信，揭露罗德钦科之后，又害怕他也会算计他们大家。”
“我想，整个事情正是这样。”科罗特科夫点头称是，“可是他没有出卖他们，所以我才说他高尚。如果当众羞辱了他，自然完全会按照‘谁是审判员’的原则受到斥责。然而他没有这样做。”
“也许做了，”娜斯佳沉思地接下去说，“但不是大家都听得见，而是悄悄地，对着热爱的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耳朵。也许，顺便说说，因此她才原谅他。她只需明了，他一点也不比她其余的老朋友、老交情更坏。既找到了保持沉默的力量，又不破坏同他们的关系。那么马尔塔-舒尔茨是偶然没有写密友丈夫告密信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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