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长时间对父亲那些与自己的公务没有关系的活动漠不关心。他不去注意，把这些令人惊慌的想法从自己心中驱赶开，尽量不去想它，经常安慰自己，他似乎只是过分多疑而已。他不赞同父亲对俄罗斯人的憎恨，也不理解他，虽然他对他们家被强制迁徙的辛酸历史耳熟能详——父亲经常讲述。他们早已从乌日戈罗德搬到了里沃夫。阿斯兰在里沃夫上完了中学。家里经常来一些脸上长满大胡子、说阿斯兰听不懂的语言的人。他们同父亲一道下到地下室，他们每一家在地下室都有一个上了锁的隔间。然后又回到上面的住宅，长时间地谈论什么事情。信箱里定期出现大额的几千几千的国际电话账单，从账单上打印的城市看，阿斯兰不费劲就知道，父亲要电话最多的是莫斯科、格罗兹内、纳尔奇克和马哈奇卡拉，最糟糕的是阿斯兰一次也没看见过父亲打国际长途。这表明，他拨电话的时候儿子不在家。就是说瞒着他。看来，要是真有事情隐瞒的话，那一定是违法的事情。但是阿斯兰对此不愿意深想。
他已经通过了四年级的考试，正打算跟朋友们一道去克里米亚的辛菲罗波尔。这时父亲出乎意料地说：
“阿斯兰别克，你应该取消外出旅行，这里需要你。”
原来，要去喀尔巴阡山，位于库塔米和科索夫之间的一个什么地方，给一个什么姑娘教数学。阿斯兰寻思，父亲不过是推荐他去当一名补习教师，要去辅导一个姑娘准备升大学考试，同时可以额外挣点零花钱。这并不引起年轻人的反感。恰恰相反，他喜欢去喀尔巴阡山，他以前经常同朋友们一起去，冬天去滑雪，夏天采蘑菇，那儿的森林里，蘑菇多得不得了。不错，同他一起去克里米亚的本来有他的姑娘，但是这件事情他甚至话到嘴边却不敢对父亲说出口。为了一个女人，放弃工作不干，放着钱不挣？这是男人的耻辱。不论什么女人都不能成为男人改变自己计划的理由。
阿斯兰别克出发到喀尔巴阡去了。在科洛梅耶的小机场上，一个高大壮实、长着一头浓密的波浪形头发和一张笑脸的男子在等着迎接他。他自我介绍说叫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
“你了解你将要做什么事情吗？”他们坐进车里向群山的方向行驶时，瓦西里问。
“父亲说，要我给一位姑娘辅导数学。”阿斯兰迟疑地说。
“这不完全对，”瓦西里笑了，“但是大体上正确。的确，是教数学，也的确是教一位姑娘。但这可不是辅导。这位姑娘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她得了重病，在医院里已经住了六年了，更确切地说，是她曾经住在医院里，在我们把她从那个医院里弄出来之前。据说，她有杰出的数学天赋，但是我们这么说吧，夸这个海口的那些人都不是这一问题的鉴定人，因此需要你来验证她的知识和素养水平。我再说明一点：她在数学方面知道多少，这对于我并不太重要，对于我来说，更重要得多的是她的潜力、她的头脑、她的智力。我是个清醒的人，我理解，她躺在医院里，没有老师，没有进课堂，很多事情都没法知道，所以我不拘泥于她的知识范围。但是我应该确切地知道，她是否真的具有与众不同的天赋，还是虚张声势，虚构杜撰，想入非非。你懂得知识与天赋的区别吗？”
“当然懂。”阿斯兰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两眼扫望着窗外道路两旁掩映在苹果树和梨树之中的小房子。
他多么喜爱这里的景色，多么热爱是他真正的祖国的乌克兰啊！他从来就听不懂父亲那些偏执狂热的絮絮叨叨。关于历史上的故乡——印古什蒂亚——阿拉尼亚，关于多灾多难的伊赤克里亚——车臣，关于伊斯兰的绿旗和反对背信弃义的圣战——加扎瓦特。这一切离他是何其遥远，何其陌生，何等不需要。在这里，在西乌克兰，有他的朋友、他的家，这里的人都说他精通的语言，这里的人唱他从小就听惯的歌，歌中忧郁的旋律能让他热泪盈眶。偶尔从广播和电视里听到高加索民间音乐，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不喜欢这种音乐，听不懂它，其中没有他听惯的节奏与和谐。
汽车停在两扇高大的铁门前面。瓦西里给了信号，大门旁边的小门打开。一个穿迷彩作战服的武装警卫走近汽车，看清是瓦西里，他殷勤地点一下头，然后把询问的目光转向了阿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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