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已经离开他了。
那时候，这样的事件可不像后来那样理所当然。而且我怀疑，对一个像德莱恩这样的人来说，这种打击是否本该会轻一些。自然那个晚上是我和他一起度过的最阴沉的一个夜晚。在博尔顿·伯恩受罚的那天我有同样的印象：觉得德莱恩对舆论毫不在乎。他知道舆论偏袒他的妻子，但我相信这一点也没有影响他，他妻子自己对他的行为的看法也没有影响他。这可是我始料不及的。我发现真正使他苦恼的是他的孤独。他思念妻子，盼她回来——她在跟前婆婆妈妈耍小性儿是他在世界上最不能舍弃的东西。但当他告诉我他妻子的所作所为后，只是加了一句：“我看是没有法子了，我们俩都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又一次诧异地看着他。似乎有另外一个声音通过他的嘴在说话，而我嘴里却说：“这可能就是你华盛顿的朋友告诉你的吧？”就在我们留连的餐厅门口，格雷西先生通红的面孔、不值得敬重的赤褐色的头发出现在我们中间。
“海利，你瞧。我们玩一盘怎么样？如果想把我像一个顽皮小孩那样在十点钟就打发上床睡觉，你起码得先让我玩一把牌。”他朝我使了个眼色，我们就进书房了。他接着补了一句沙哑的旁白：“如果他想像莉拉那样指挥我，那他就错了。人心都是肉长的，现在她已经走了，如果我又来受欺负，那就真该死。”。
那样的威胁是格雷西先生顽强精神的最后一次闪耀。这种证实他的精神的反抗行为导致了一次严重的胸膜炎发作。德莱恩以极大的耐心服侍了老人，经过这场病他萎缩了，干瘪了，就连最后一点赤褐色的痕迹都从他那稀疏的鬈发上消失了。昔日的自己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点点无害的闲谈了。
德莱恩教他玩单人牌。他常常在书房的炉火旁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是望着纸牌出神，就是跟孩子们的鹦鹉说话。他对这只鹦鹉的精心喂养和照料令人感动。他也花了大量的时间为最小的外孙集邮。由于他日益增长的和蔼和幽默风趣使他深得佣人们的欢心，以致于一名可靠的女佣由于偷偷把鸡尾酒带进了他的房间而被解雇了。天气晴朗的日子德莱恩从银行回家早一点，总会带他出去散散步；有一天，在第五大街，我碰巧看见他们走在前面，我发现这位年纪轻的一个和老的一样，宽阔的肩膀开始弯曲，而且脚步还没有比尔·格雷西欢快的蹒跚轻松。他们看上去像两个老人在阳光灿烂的人行道上走每天规定的一英里路。比尔·格雷西再也不是这个社区的危险分子。莉拉也该回家了。但我从德莱恩那里得知她仍和女儿住在国外。
社会总是尽快适应一切未经解释就强加给它的事态。我早就注意到，德莱恩从不解释；他的主要力量就在于那种消极特性。他大概不太清楚人们开始议论：“可怜的老格雷西——毕竟，他将有一个体面的结局。海利是做对了——他妻子应该回家与他共挑重担。”在大事上，他对舆论很不在乎，所以不可能注意到它的转变。他盼望莉拉回家，越来越挂念她们母女二人；然而对他来说，这件事没有什么“该不该”。
有一天她回来了。离家使她焕发了青春的活力，她衣着华丽，还结识了一位富有魅力的意大利贵族，此人要乘下班轮船来纽约……她准备原谅丈夫，委曲求全，顺从他，甚至喜欢他。头脑简单得令人吃惊的德莱恩把这一切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她的归来使他感到倒是自己做错了事，于是准备享受被她原谅的快乐。使她深得人心的是，她回来时正好赶得上抚慰父亲的风烛残年。这时的格雷西仅仅是一个拿退休金的温和老人，莉拉经常按时驱车带他出去，并且拒绝一些无聊的邀请，“因为她要陪爸爸。”总之，人们说她有孝心。她丈夫也这样想，并对这种信念感到欣喜。当时，德莱恩家的生活虽说沉闷，但还悠闲。遗憾的是老格雷西没办法再多活几年。他的存在使一度分裂的家庭奇迹般地得以团圆。然而，这是他无法意识到的，他从一个快乐的老糊涂陷入昏迷，再走向死亡。全纽约都参加了他的葬礼，莉拉的黑面纱长短恰到好处——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人生自有其淡漠自身成功和掩埋自己失败的办法。在进展如此缓慢的一个社会里，德莱恩家的危机在人们难以想象的短时间内被平息了，遗忘了。夫妻之间的相互态度似乎没发生什么变化，这个小圈子里的其他人对这一对夫妇的态度也没发生什么变化。如果有什么变化，那就是莉拉由于在父亲病榻旁克尽孝道而赢得了人们广泛的敬重。但作为一个可信的记事人，我必须追加一句，由于在脱掉丧服换上艳妆之前就热衷于和那位意大利贵族调情，从而减轻了这种敬重的分量。在如此的重大活动中，老纽约仍旧岿然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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