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变化吗？”
“只因为看到了她的变化，”里维埃回答说。
“她的变化？这么说你以前就认识她？”
年轻人的脸又红了。“过去在她丈夫家我经常见她。我和奥兰斯基伯爵相识已经多年了。你可以设想，他不会把这样的使命派给一位陌生人吧。”
阿切尔凝视的目光不觉转向办公室空荡荡的墙壁，停在一本挂历上面。挂历顶上是粗眉大眼的美国总统的尊容。这样一场谈话居然发生在他统治下的几百万平方英里的版图之内，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怪事。
“你说改变——是什么样的改变？”
“啊，先生，要是我能向你说明就好了！”里维埃停顿了一下又说：“我想，是我以前从未想到过的发现：她是个美国人。而且，假如你是一个她那样的——你们那样的——美国人，那么，在另外某些社会里被认可的东西，或者至少是在一般公平交换中可以容忍的东西，在这里就变得不可思议了，完全不可思议了。假如奥兰斯卡夫人的亲属了解这些事情，那么，他们无疑就会跟她的意见一样，绝对不会同意她回去了；但是，他们好像认为她丈夫既然希望她回去，就说明他强烈地渴望过家庭生活。”里维埃停了停又继续说：“而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阿切尔又回头看了看那位美国总统，然后低头看着他的办公桌，以及桌上散乱的文件。有一会儿功夫，他觉得自己说不出话来了。这当儿他听见里维埃坐的椅子被推到后面，感觉到那年轻人已经站了起来。他又抬头一望，只见他的客人跟他一样地激动。
“谢谢你，”阿切尔仅仅说。
“我没什么可谢的，先生。倒是我，更应——”里维埃突然住了口，好像讲话也变得困难了。“不过我还想——补充一件事，”随后他以镇定下来的声音说：“你刚才问我是否受雇于奥兰斯基伯爵。眼下我是受雇于他。几个月前，由于个人需要的原因——那种任何一个要供养家中病人和老人的人都会有的原因——我回到了他的身边。不过从我决定到这儿来给你说这些事的那一刻起，我认为自己已经被解雇了。我回去之后就这样告诉他，并向他说明理由。就这样吧，先生。”
里维埃先生鞠了个躬，向后退了一步。
“谢谢你，”阿切尔又说了一遍，这时，他们的手握在了一起
每年到了10月15日这一天，第五大街便打开百叶窗，铺开地毯，挂起三层的窗帘。
到11月1日，这种家政仪式便告结束，社交界已开始审时度势，并进行自我评估。到15日这天，社交季节便进入鼎盛时期，歌剧院与剧场推出新的精彩剧目，宴会预约与日俱增，各式舞会也在择定时日。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阿切尔太太总是要评论说：纽约真是今非昔比了。
她站在一个非参与者超然的立场上观察上流社会，在杰克逊先生与索菲小姐的帮助下，能够发现它表面的每一点假疵，以及社交界井然有序的植物中冒出来的所有陌生的萎草。在阿切尔的少年时代，一年一度等着听母亲的评判，听她列举他粗心漏过的那些细微的衰败迹象，曾经是他的一件乐事。在阿切尔太太的心目中，纽约不变则已，一变总是每况愈下，而索菲-杰克逊小姐也衷心赞同这一观点。
饱经世故的西勒顿-杰克逊先生总是保留自己的看法，以一种不偏不倚的调侃态度倾听二位女士的哀叹。然而就连他也从不否认纽约已经变了。在纽兰-阿切尔婚后第二年的冬天，他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如果说纽约尚没有实际的变化，那么，它肯定已经开始在变了。
这些观点照例是在阿切尔太太的感恩节宴会上提出来的。这一天，当她按法定的要求为一年的祝福谢恩时，她总是习惯地对自己的处境进行一番虽算不上痛苦、却很悲伤的审视，并且想不出有什么事情值得感谢。不管怎么说，上流社会已没有上流社会的样子了；上流社会——如果说还存在的话——反而成了一种招圣经诅咒的光景。实际上，当阿什莫尔牧师选取耶利米书的一篇作为感恩节训导辞时，人人都明白他的意图是什么。阿什莫尔是圣马修教堂新任教区牧师，他被选出来任职是因为他思想“先进”：他的布道辞被认为思想大胆、语言新颖。当他怒斥上流社会的痼疾时，总是说起它的“潮流”。对阿切尔太太来说，感觉自己属于一个像潮水般流动的群体，既令人可怕，却又有些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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