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把这些事件串联起来的，有一个词语环节，这就是“爱情”或者“激情”，这个词语确立了不同形式亲近感的连续性。还有一个叙述方面的环节，就是确立不同情节之间因果关系逻辑的魔戒指。追求某种不存在的事物的欲望，空心戒指所象征的某种缺乏或者缺失，在故事的节奏中比在所述情节中得到了更多的表现。同样，整个故事都贯穿着某种死亡迫近感，查理曼看来是要抓住最后残余的生命来与其进行激烈的斗争；这种激烈的情感最终化为伫立湖畔的冥想。
然而，故事的真正主角是这魔戒指，因为这戒指的活动决定了人物的活动，因为这戒指确定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在这奇物周围形成了某种磁力场，也就是故事本身的天地。我们可以说，这个奇物是一种外在的、可见的表征，它揭示了人与人，或者事与事之间的联系。它具有一种叙事的功能；这一功能的历史可以在北欧英雄史诗和骑士传奇中找到线索；这一功能继续浮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中。在阿里奥斯托（Ariosto）的《疯狂的奥尔兰多）（Orlandofurioso）中，可以看到数不胜数的交换刀剑、剑鞘、头盔、马匹的情节，每一个情节都有其特殊作用。正因为如此，整个故事都可以说是一定数量物品所有权的变更，而每件物品都具有某种决定某些人物之间关系的力量。
在现实主义的叙事中，曼勃里诺的头盔变成了一个理发师的洗脸盆，但是并没有因此丧失其重要性或者意义。同样，鲁宾逊从沉船上搬下来的全部物品或者他亲手制造的物品都十分笨重。我想说，一个物体出现在一段叙述中的时刻，它就负载有某种特殊的力量，变得像是一个磁场的极，一种不可见的关系网的核心。一个物体的象征意义明显程度不等，但是确实常在。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一篇叙述文中，每一件物体都是奇幻的。
再回过头来看看查理曼的传说吧。我们可以看出，在意大利语中，它形成了一个文学传统。在《家书》（Letterefamigliar，I.4中）彼特拉克（Petrarch）告诉我们说，他在参观爱克斯教堂（AixlaChapelle）的查理曼墓时听到了这个“并非令人不快的故事”，但又说他不太相信。在彼特拉克的拉丁文本中，故事更富于道德伦理的评论，内容和情感也更丰富（科隆大主教遵从天上的奇异话声，用手指摸索姑娘遗体僵冷的舌下）。不过、就我而言，我倒是更喜欢那简明扼要的叙事，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情节彼此接续的速度给人带来一种局面一发不可收拾的感觉。
[#]整理者注：索查HenriMichaux生平，Plume似当为其笔下一人物。
这个传说以不同的变体复现在十六世纪意大利的绚丽语言中，其恋尸癖倾向被最大限度地着重。威尼斯短篇小说家塞巴斯蒂安诺·埃里佐（SebastianoErizzo）在查理曼与那尸体同床共枕之时让他哀悼独白数页。另一方面，皇帝对主教激情的同性恋倾向则几乎没有涉及，或者甚至全然删除，比如在十六世纪最著名的爱情论文之一（朱塞佩·贝图西【GiuseppeBettussi】的）之中，故事以找到戒指结束。谈到收尾，在彼特拉克（Petrarch）及其意大利门徒的笔下，康斯但斯湖未被提及，因为整体情节发生在爱克斯教堂，又因为传说应该是对皇帝所建立在那里的宫殿和教堂的一项说明。戒指被扔进一片沼泽之中，而皇帝却像吸进芳香那样地大口吸进沼泽浓重的臭气，还“欣然使用沼泽浊水”。这是一个与关于热泉起源另一本地传说的连接点，这些细节更多地强调了事件整体的偏重死亡的性质。
比这一切更早的是加斯东·帕里斯（GastonParis）对德国中世纪传说的研究。这些传说都讲查理曼对一个已死女人的爱情：却因变数不同而故事也不相同。那情人一会儿是皇帝正宫娘娘，这娘娘使用魔戒指试探皇帝对她是否忠诚；一会儿她又是一个仙女或水仙，一旦失去戒指便会死亡；一会儿她又是个看样子是活人，但戒指一旦被取走便显出尸体的面目。这一切的根底大概是一则斯堪的纳维亚英雄传说：挪威国王哈罗德和他已死王后共眠，王后被裹在一个让她显出活人模样的奇异外衣之中。
总之，在加斯东·帕里斯收集的中世纪故事变体中，缺乏的是情节的链条；在彼特拉克和文艺复兴时期作家的文人改编变体中，缺乏的是速度。所以，我依然们爱巴贝·道勒维的手笔，虽然有粗糙，有拼凑之嫌。他笔下故事的秘密就在于它的肌理：情节无论多么长，都要成了由直角块片连接起来的点，形成代表着无穷运动的“之”字形格局（zigzag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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