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双重的争辩。至于在第二种作战位置上头的，位于「左翼文化」的烽火，也离现在的我很远了。那时，针对艺文活动的「政治指导」才正要开始。有人要求作家创造「正面的英雄」，要作家写出在社会行为与革命战力方面的正当形象、说教标尺。这，我说过，只是起头；我还要补充，从那时候开始，这种施加在作家身上的压力并没有在意大利发挥效力，也得不到支持。然而，新文学隐然就要遭遇危险，似乎即将承受宣教、劝说的差事。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并不甚明白压力的降临；不过，我已经被惹毛了，我摩拳擦掌，准备对抗新起的高调。（我们那时维持反主流的精神：反主流，是一种很难维护的资产。虽然这笔资产已经不再完好如初，却仍然支撑了我们，让我们度过一段轻易许多却也非常危险的时期……）
我在那段时期的反应，可说是这样的：「啊，你们想要『社会主义的英雄』，嗯？你们要『革命精神的浪漫主义』，是吧？好啊，我就写一篇游击队的故事给你们，这故事里没有人是英雄、没半个人具有阶级意识。我要献给你们一个充满车衣妇、流浪汉、『下层无产阶级』的世界！（注13）〔这对当时的我而言是个新观念；我以为这是一个大发现。我那时并不知道，原来下层无产阶级一直是，而且永远是，最好写的小说领域。〕这样，就是最正面，最具革命性的文学作品了！我们何必去关心早已是英雄，早已具有社会意识的人物呢？从小人物成长为大英雄的过程，才应该被写下来啊！既然社会上还有人尚未具备社会意识，我们就该去关心这种人，而且只该关心他们！」
当时我就这样推想。我满脑义愤，投入写作，将我至亲好友的面容性格加以扭曲。曾有好几个月，我就是和这一批好朋友分享一只烂罐的板栗，以及死亡即至的威胁。我曾经担怕这些友伴的运命；当他们焚烧走过的桥梁时，我好崇拜他们毫不在乎的模样；我钦羡他们置个人私我于度外的生活方式。而我却为他们制作面具，时时为他们戴上扭曲的脸孔，装上怪诞的身形。在他们的故事里，我创造出明暗对照的浓密云朵──或者该说，我当时年幼无知，以为那就是明暗对照的云……（注14）到头来，却觉得一种懊悔感跟随着我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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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要再一次重写这篇序文，从头开始。我根本还没有写到重点。我说过，乍看之下，藉由书写这部小说，我好像可以厘清脑海里的整套想法：理由、论点、对手、文字美学……可是，假若这整套想法仍在存在，就必然停滞于混乱无形的状态。实际上，这本书之所以出现，实在出于偶然；我在着手写下这本书的时候，心里并没有明确的情节。我从顽童主人翁下手，从对于事实的一段直接观察下手，从挪移、谈吐、与大人世界建立关系的方式下手。小说需要虚构的基础，于是我发想出顽童的姐姐，以及从德国人手中偷来手枪的故事。接下来，游击队员的部分是比较难写的──我要从顽童的浪徒故事（注15）跳接至游击队的群体史诗，这个大动作简直要毁坏一切。我只好发明一项工具，好让我将整部小说维持在同一个层面上──于是我创造出「德历托」这个角色，德历托的疏离感让我方便写作。
一如以往，我所写的故事逼使我想出几至强迫的解决之道。不过，在这个写作计划中，写作的模式似乎自行生成。我将自己刚出炉的经验、一串声音和脸孔、滔滔的论辩、阅读与经验的交织物，全都倾倒进这个写作计划中。
阅读以及人生体验，并非两种不同的宇宙，而是同一种。任何一种生活体验，一旦需要加以诠释的时候，就该仰赖阅读，两者熔合为一。事实上，任何书本都是其它书本的产物，这可算是一条真理；只不过，这条真理看来是和另一条真理起了矛盾：另一条真理指出，书本是真实生活以及人际关系的产物。才刚结束游击队的活动时，我们发现了（先是读到发表在杂志上的片段，后来才读到整本书）一本关于西班牙境内战事的小说，是海明威在六、七年前写的：《战地钟声》。这是第一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书。在这本书里头，我们转化成为我们看过、感受、体验的叙事、主题、文句。帕布罗和碧拉就是我们。（注16）（但，现在我最不喜欢的海明威作品恐怕也正是《战地钟声》；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发现了海明威的其它作品──尢其是他的早期短篇小说──之后，有感于他写作风格带来的真实启发，我们才将海明威视为我们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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