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主题，是一段维持太长久的青春期。故事里的少年将战争视为一种「不在场证明」──不论就这个词的原义和隐喻而言。在数年之内的空间里，「不在场证明」变化为「此时此刻」。对我来说，这样的「此时此刻」是太快了些，或者该说是太晚了点：梦境拖行太久，而我尚未准备承受这些梦。我首先要面对的事实是：与外国抗争的战争逆转，昔日面目模糊的叛贼变成今日的英雄与领袖。此时，在承平时刻，鼓舞所有人际关系的新进能量颇具热力，热力渗进公共生活的所有机制；突然间，遥远的文学城堡也开启大门，彷若邻近友善的避难所，张灯结彩迎接乡下来的年轻人。一股爱的电流通过空气，点亮女孩的眼睛──战争与和平将这些女孩保留给我们，让我们得以接近──女孩这时果真成为我们的同年友伴，我们的彼此了解就是和平初期的新贺礼。复兴的意大利，夜晚暖和，充溢了话语和笑声。
虽然四下都是召唤人心的大好机会，我却没有办法成为我在试验前夕所梦想的角色：我是游击队的最后一人；我是个犹疑、不满、笨拙的情人；文学并不是随兴、超然的技法，而更像一条让我无法启程的道路。我心中充满年轻人的欲望和紧张，却丧失年轻人的潇洒自若。时代突然成熟了，然而我自己的不成熟却也益加明显。
所以我的小说主人翁富有象征色彩，具备走回头路的意象：主人翁是个孩子。宾的目光充满稚气与妒意；在他眼中，「武器」与「女人」都是遥不可及、无法理解的。在恶鬼幢幢的世界，我的哲学着意擢升，我的诗学企图转化，然而我的滥情却增添了地狱般的绝望色彩。
写作时，我将小说事件置于写作风格之上。我最喜欢的意大利话，就是「在家里就不说正统意大利话」那种人的语言。我在写作的时候，努力将自己想象为自学的写作者；这种写作者如何书写，我就照办。
《蛛巢小径》就是从这种完全缺乏特性的情境中产出，一方面带给我几至折磨的苦痛，另一方面又供我想象吹嘘。如果时至今日我还能在书中找出任何价值，大概就是以下这种小说人物的形象吧：这种小说人物的生命能量仍然暧昧，既具有「少不更事」的困窘，同时又陷于流浪者和社会边缘人的穷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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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们那时候的文学出自于穷困处境。不过，与其说我在讨论一种意识型态的行动，不如说我想谈谈一种深化于吾等之辈的事物。
今天，写作已是一种寻常的职业。小说是一种有「市场」、有「供」
「需」的「商品」。小说被广告促销，可扬名立万，有公式可循。意大利小说全部达到「一种不错的平均水平」，置于这个易于满足的社会中，算是浮妄的商品之一。若要在此时此刻怀想当年文学精神，就很困难了──那时候，我们还试图开创新的小说体呢，并且完全倚赖亲手打造。
我一直提及复数的「我们」，不过我已经解释过：我所说的意念是四分五裂的，而不是有志一同的；是从各个省分纷杂角落孕生出来的；并不具明确共通的理念，就算真有共通理念，也是残缺而暂时的。除此之外，这种理念可以说是一种传播广远的潜能，在空中漂送。然后随即绝灭。
在1950年代，文学景观为之大变，先是大师的变动：帕维瑟去世；维多利尼因为反对立场而封笔；谟拉维亚（注21）走入不同的文学脉络，展现不同的文学意义（不再是存在主义，而变成自然主义）。意大利小说走上一条哀惋的、中庸的、社会学的路途。我们终于都为自己挖出一个个可以安身的孔穴，或多或少得以安适（或者该说，我们发现得以逃逸的路线）。
但，当时还是有人坚持那条原先的、碎裂的史诗之路。大致说来，这些人是比较孤立的，是留住气力的局外人。其中最为孤立的一位，成功写出一部我们人人梦寐以求的小说──本来，我们对这种小说已不再抱持期盼了。费诺里奥（BeppeFenoglio，注22）就写出这样的小说，《战士钱宁》（IlpartigianoJohnny），可惜未能完成。他在四十几岁的时候去世，死后此书才得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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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几乎可说是我的第一份写作成品。如今，我该如何谈论它呢？我会这么说：最好避免写下自己的第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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