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初,他的肺炎复发,而且日益严重。我将他转到比洛克西的医院,以便照顾他。我每天去医院,是他的唯一探视人。他没有其他的朋友,没有亲属,没有牧师,只有我。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显然没有生还的希望。慢慢地他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过来。医生给他装了呼吸器。大约过了一星期,医生说他的大脑已经死亡了。于是我和三个医生一块儿读了他遗嘱的有关部分,拿掉了呼吸器。”
“那一天是什么日子?”桑迪问。
“1992年2月6日。”
桑迪嘘了口气,紧闭眼睛。慢慢地摇头。
炸弹,帕里什就觉得非给我定什么罪不可。要不然,就放过了我。”
“那么你有什么计划?”
“很简单。我们卸除帕里什的压力,让他挽回面子。你去找克洛维斯的孙子和孙女,把事实真相告诉他,答应给他一些钱。他们一旦知道事实真相,当然有权合我毁尸罪。而且他们肯定也想这样做。不过他们的控告起不了作用,因为老头生前没有得到他们的照顾。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要做好他们想控告的准备。我们打消他们的想法。我们私下同他们商量。他们为了钱会同意迫使帕里什不提出起诉。”
“你真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
“谢谢。我看这计划没有理由不成功。”
“帕里什也许会不顾死者亲属的要求坚持对你起诉。”
“他不会这样做,因为他无法将我定罪。充其量他只能将我送上审判台,然后输掉官司。对他来说,比较牢靠的做法是找退路,以死者亲属的要求为借口,避免尴尬地输掉一场引人注目的官司。”
“过去的四年里,你一直在酝酿这个计划?”
“是的,此事一直在我脑中打转。”
桑迪一边沿着床铺下首踱步,一边深思。他竭力开动头脑里的机器,跟上他的委托人的思路。“这样帕里什太亏了。”他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依然在踱步。
“我只管自己是否有利,而不管帕里什亏不亏。”
帕特里克说。
“我不仅仅是指帕里什,而是指整个法律制度,帕特里克。如果你能安全脱身,实际上是花钱买自由。除了你,大家都会为神圣的法律遭亵读感到不快。”
“也许我只能管自己。”
“我也是管自己。不过你不能使法律制度蒙受耻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衰落。”
“谁让帕里什急急忙忙抛出一级谋杀的指控?他本来可以等一两个星期。没人叫他向新闻界宣布。我对他没有任何同情。”
“我对他也没有同情。不过这样很难做工作,帕特里克。”
“那么我减低一点难度。我将承认自己毁厂有罪,但不坐牢。一天牢也不坐。我只是接受审判,承认有罪,交付罚款,让帕里什获得已将我定罪的声誉,但实际上我脱了身。”
“你将是已被定罪的犯人,要受到管制。”
“不,我是自由的。在巴西,谁会在乎一个有点小过失的人?”
“克洛维斯不希望举行葬礼。因为他知道,没人会来。我们将他葬在威金斯郊外的一个公墓里。我到了常教堂里的三个老寡妇也到了常她们哭泣着为他送别。在过去的50年里,对于每一位在威金斯安葬的死者,她们都要如此哭送一番。牧师也到了常他拖了五个老年执事做抬棺人。加上其他两位乡邻,总共有12个人。在短暂的仪式之后,克洛维斯长眠于地下。”
“他的棺材很轻,是吗?”桑迪问。
“是的。”
“克洛维斯在哪里?”
“他的灵魂在和圣徒同乐。”
“我是问他的尸体在哪里。”
“在我的小屋的冰柜里。”
“你这个令人恶心的家伙。”
“我没杀任何人,桑迪。克洛维斯的尸体焚烧时,他正和天使一道唱赞美诗呢。我想他不会介意的。”
“你干什么事都有藉口,是不是,帕特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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