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交谈了一个小时,内容全是帕特里克对母女俩如何如何坏。特鲁迪哭泣着回忆葬礼时的情景,还出示了现场所发现的那只鞋子的照片。后来她长年累月地受苦。不,她没有再婚。不,自她丈夫回来后,没有得到他的只字片语。她也吃不准要不要和他见面。不,他没有设法和女儿见面。她再次伤心地落泪。
她本来不想离婚,可有什么办法?那场官司,太可怕了!该死的保险公司对她穷追猛打,好像她是落水狗似的。
帕特里克就是这样可怕的人。假如那笔巨款被找到,她想不想分一点?当然不想!她听了这话都感到震惊。
上述镜头被剪辑成20分钟的新闻片。在基地医院黑过越的病房里,帕特里克看了这个新闻片。他只感到好笑。
桑迪的秘书正在从《新奥尔良报》剪取有关昨日开庭的照片和报道。这时,电话铃响了。她很快找到了他,并设法让他从一大堆文件中脱身,来办公室接电话。
利厄-皮雷斯回来了。她说了一声“你好”之后,马上问起他的办公室是否作过安全检查。桑迪说作过了,就在昨天。她现住卡纳尔街一家宾馆,那里离桑迪办公室仅几个街区。她问他能否到那里与她会面。她的建议胜似联邦法官的命令。无论她希望什么,他都想照办。仅仅听到她的声音,他就感到兴奋。
由于她不是很急,桑迪决定慢慢步行到那里。他将沿着波伊德拉斯街走到马格津街,然后再从马格津街走到卡纳尔街。他的委托人不肯谈自己的过去。
这种偏执的心理他是能理解的。可怜的帕特里克一直过着逃亡生活,最终还是被幽灵缠上了身。不过他不相信同样一批人会以同样的手段对付他。毕竟他是承办一个极有知名度的案件的律师。但那些坏家伙也许会丧心病狂地窃听他的电话,暗中监视他的行动。倘若他不注意提防,将对帕特里克这个案子造成巨大危害。
不过他已经同当地一家保安公司联系,由该公司负责对他的办公室进行安全检查。反正这是他的委托人的意愿。
利厄同他用力握手,脸上迅速绽开微笑。不过他很快就看出,她有很多心事。她身穿牛仔裤和白色短袖衬衫,赤着脚。大概多数巴西人都是这样不讲究打扮的,桑迪想。那个地方他还从来没有去过。壁橱的门是敞开的,里面只有几件衣眼。显然,她就拎着一只提箱,马不停蹄地到处走动。也许逃亡生活就是这样。一星期前,帕特里克的生活可能也是如此。利厄倒了两杯咖啡,请他在茶几旁边坐下。
“他现在怎样了”利厄问。
“伤口正在痊愈。医生说不会有问题。”
“伤得厉害吗?”她轻声问。桑迪喜欢她话中夹带的土音,虽然并不重。
乃区厉害。”他把手伸进公文包,拿出一个硬纸夹,递给利厄。“你看吧。”
她看着第一张照片,皱起了眉头,接着用葡萄牙语咕咬了几句话。当她看第二张照片时,已是泪盈盈了。“可怜的帕特里克。”她自言自语地说,“可怜的帕特里克。”
她继续看着照片,不时用手背抹去眼角的泪水。
桑迪一时不知所措,后来才想到递给她一张纸巾。她并不为自己在看照片时哭泣感到害羞。看完最后一张照片,她把所有的照片曾齐,放回了硬纸夹。
“很抱歉。”桑迪说。他想不出更合适的安抚话。
“这是帕特里克写给你的信。”他终于说。
她停止哭泣,在两只杯子里添了咖啡。“会不会留下永久的伤疤?”她问。
“医生说可能不会。开始会结疤,但随着时间过去,一切会恢复正常。”
“他的精神状态怎样?”
“没问题。他比以前睡得更少,不分日夜做噩梦。
经过治疗,情况好了些。坦率地说,我无法想象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他呷了口咖啡,接着说,“我看他能活下来已是幸运。”
“他总是说自己的生命不会有危险。”
作为律师,桑迪觉得有许许多多问题要问她:帕特里克是否知道自己被追踪?是否对被捕有预感?当时她在哪里?她是否和他一起生活?那笔巨款是怎样隐藏的?现在何处?是否安全?他几乎要大声对她说,请告诉我吧,我是律师,值得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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