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特终于呻吟起来。他感到太阳穴像被风钻钻了似的胀痛。他睁开眼睛后的感觉是死亡近在眼前。他浑身都浸在汗水里，脸上热得烫手，膝盖和肘部疼得变了形。
“雅维，”他低声喊道，“雅维！”
雅维打开了隔在他们当中的那盏台灯，不料，内特呻吟得更厉害了。
“把它关掉。”他说。雅维跑进卫生间，打开一盏光线不直接照进房间的灯、他事先已买了瓶装水、冰块、阿司匹林、无需处方的止痛药和体温表以应付这场磨难。他认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一个小时过去了。雅维是数着每一分钟度过的：体温升到了39度，寒颤一阵紧似一阵，剧烈摇晃的小床在地板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等内特一停止颤抖，雅维赶紧把药塞进他的嘴里，用水冲下去。他用毛巾敷在内特的脸上，内特一声不吭地承受着，他咬紧牙关，硬没叫一声疼。他决心要在这间相比之下够奢侈的旅馆房间里挺过去，每次想叫唤时，他就想起医院里开裂的墙和恶臭。
凌晨4点。体温升到39.5度，内特在床上昏昏沉沉的，他蜷缩起的膝盖几乎碰触到了下巴，双手环抱着小腿。他把身子蜷得紧紧的、没多久，寒颤又一次袭来，蜷拢的身体抖得散了架。最后一次测出的体温是40.5度，雅维知道他的朋友会陷入休克。他终于惊慌起来，并不是体温让他害怕。而是他看到汗水顺着床单往地板上滴落。他的朋友够受罪的：医院里有更好的药。
他在二楼找来一个门卫。两人一起把内特拖进电梯，再经过空荡荡的门厅上了雅维的卡车，他在6点钟时给瓦尔德打了电话把他从睡梦中吵醒了。
瓦尔德把雅维骂了一通后答应了打电话找医生。
治疗方案是从医生的床头通过电话传过来的。输液袋里注入各种好的药品，把针头戳进他的手臂，再找一间好一点的病房。但所有的病房都住满了。于是只得把他放在男病房外面的门厅里，紧挨着一张他们称为护士台的乱糟糟的桌子。这样，他至少不会被撂在那儿没人管。他们让雅维回家，他除了等待没其他事可做。
上午不知什么时候，当嘈杂的医院稍稍趋于平静后，一个护理工拿了把剪刀走过来，他剪去了内特一身新的运动裤和红色T恤，给他换上了另一件黄颜色的病袍。在这个过程中，内特赤身裸体在床上躺了整整有五分钟。任何一个从旁边经过的人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没人注意他，内特自然也不在乎，床单也换了，因为它都湿透了。剪下来的衣服被弃之一旁，内特又没有了衣服。
要是他颤抖得过于厉害或呻吟不止，附近的医生和护士或哪个护理工就会让输液滴得快些了。等他大声打起呼噜时，他们就把输液调慢些。
一个死了的癌症患者腾出了一张空床位，内特被推进了离他最近的一间病房，躺在了一个刚失去一只脚的工人和一个即将死于肾衰竭的男人的当中。那个医生每天来看他两次，高烧一直在39度和40度之间徘徊。瓦尔德晚些时候来看他，想和他聊聊，但内特仍然昏睡着，他把白天发生的事告诉了斯塔福德，对方听了很不高兴
“医生说这是正常的。”瓦尔德在过道里对着手机说，“奥里列先生会好起来的。”
“别让他死，瓦尔德。”乔希在美国怒冲冲地说。
钱已经汇出了，他们正在帮他办护照。
输液袋又滴空，但没人留意！过了几个小时，药性开始减退，半夜，当外面一片漆黑，其他病床上也毫无动静时，内特终于挣脱了昏睡的罗网，显出生命的迹象。他看不清同室里的病友。门开着，过道里有一片昏暗的灯光。没有声音。也没有脚步。
他触摸到身上的病袍——已经被汗水浸湿了，他意识到下面什么也没穿。他揉揉肿胀的眼睛，想挺直痉挛的双腿。额头很烫，他感到口渴，也不记得最后一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他不敢动，怕会惊醒身边的那些病人，应该很快有护士来的。
床单也是湿的。因此当寒颤又发作时，他没法使自己暖和起来。他身子不停地打颤，只好用手去搓揉大腿和手臂，咬紧牙根。
等寒颤过去后，他又试着小睡了片刻，挨着度过漫漫的黑夜。但半夜，他又烧了起来，头像裂开似的疼。于是他开始叫喊。他用枕头放在头上，拼命地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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