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虽小但挺不错的单位负责处理原告的人身伤害案件，官司打得好他们会从赔偿费中拿到百分之五十，其余留给客户。有个相当大的部门是为白领罪犯作辩护的，不过白领被合为了得到库贝事务所的支持也得有相当高的纯利收入才行。还有两个最大的部门，一个代理商业诉讼，一个代理保险赔偿。除了那些当事人是原告的工作以外——而这在总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几乎微不足道——事务所赚的钱是按钟点收费得来的。有关保险的业务为两百块一小时，如果情况允许还要多。刑事犯罪辩护为三百块，大银行四百块，有钱的大公司客户给那些懒散而又心不在焉的内聘律师的费用甚至是五百美元一小时。
库贝事务所靠小时赚钱如印钞票，在芝加哥建立了它的王朝。它的办公室尽管时髦但并不豪华。他们在市区第三高的大楼顶层整整占了一层。
同多数大公司一样，库贝法律事务所在有了太多的钱之后就觉得有义务建立一个小的公益部门来完成它对社会的道义责任。值得骄傲的是它有一位专司公益事务的合伙律师，加纳-古德曼。他是个古怪的社会改良家。他在六十一层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和两个秘书，此外还跟一位诉讼律师共有一个助手。事务所烫金的小册子中列了不少事实来说明事务所鼓励律师们致力于公益事业。小册子上公布着上一年度，即一九八九年，库贝事务所的律师们为那些付不起钱的顾客捐献了几乎六万个小时的宝贵时间。这里有贫民区小孩、死刑犯、非法移民、吸毒犯，当然，事务所也深切地关心着处于困境的无家可归者。小册子上甚至登了一张照片，两个年轻的律师，脱去茄克衫，挽起袖子，松开领带，汗流浃背，眼里满是同情，他们正在一处看来像是垃圾掩埋场的地方与一群少数民族儿童一起干着低贱的零活儿。律师们在拯救社会。
亚当-霍尔从容地沿着六十一层的走廊朝古德曼的办公室走去，在他的薄薄的卷宗中就有这样一本小册子。他与另一个从未谋面的年轻律师点头打招呼。事务所举行圣诞晚会时，门口就发放名片卡。一些合伙律师几乎互不相识。一些助手一年也可能只见一两面。他推开一扇门，进入一个小房间，秘书停止了打字，似有似无地向他微笑了一下。他要找古德曼先生，她礼貌地向一排椅子点点头，让他坐下等。他比约会的上午十点钟提前了五分钟到达，似乎这很重要。其实这里是公益部门，不必考虑时间，不必考虑计价钟点，不必考虑业绩奖金。这里与其他部门不同，古德曼不许在他墙上挂钟。
亚当浏览着他的卷宗，看着小册子忍不住发笑。他又看了一遍自己的履历——大学就读于佩珀代因，在密执安上法学院，当过校法学评论编辑，以及他做的有关残酷的及非正常刑罚案例的笔记，对近来死刑案例的评论。一份很短的履历，他毕竟才只有二十六岁。他受雇于库贝事务所才满九个月。
他一边读两篇冗长的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加利福尼亚州恢复死刑的决定，一边作笔记。他看了看表，又接着读。秘书终于问他要不要咖啡，他谢绝了。
E．加纳-古德曼的办公室是个凌乱不堪的书房。它虽然宽大却很拥挤，四壁都是被书压弯的书架，布满灰尘的卷宗堆了一地，办公室中间的桌子上是大大小小各种各样成堆的文件。废弃物、垃圾，及信件等覆盖了桌子下面的地毯。如果不是紧闭着的木制百叶窗，从宽敞的窗户望去，可以看到气势恢宏的密执安湖。显然古德曼先生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他的窗前。
他是一位留着整齐的灰白胡须，有着满头浓密的灰发的老人。他的白衬衫浆得笔挺。一个绿色佩斯利花呢蝴蝶领结端端正正地打在颌下，这是他的标志。古德曼没站起来但用手势表达了冷冷的问候。
亚当把卷宗呈给古德曼，然后坐到房中唯一的空椅子上，紧张地等着。古德曼边看边捋着胡须，摆弄着领结。
“你为什么想做公益工作？”长时间的沉默后，古德曼喃喃地问。他没有从卷宗上抬起眼睛。隐藏在天花板内的扬声器中轻柔地飘出古典吉它乐曲。
亚当很不舒服地挪动着身子。“啊，各种原因。”
“让我来猜猜。你想为人类服务，给你的社区一些回报，或者，没准你在这个按钟点收费的黑店呆的时间太长了而觉得内疚，你想清洁你的灵魂，弄脏你的手，做些高尚的工作去帮助他人。”古德曼小而亮的蓝眼睛从他架在鼻梁上的黑框老花眼镜的上边向亚当飞快地一瞥。“说对了一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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