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九岁，四年级，在俄勒冈的塞勒姆。”
“是啊，伊芙琳后来告诉我你们在俄勒冈呆过。”
“我们不停地搬家。在上八年级之前我每年都换学校。最后我们在圣莫尼卡定居。”
“你们神出鬼没的。埃迪肯定找了个不错的律师，因为任何与凯霍尔有关的痕迹都被消除了。那个侦探甚至雇用了那边的当地人，也没有结果。”
“祖母什么时候去世的？”
“一九七七年。我们在教堂前排坐好，葬礼就要开始时，埃迪从旁门溜进来坐在了我的身后。别问我他是怎么知道母亲去世的。他只是在克兰顿露了一面就又消失了。他一句话也没跟萨姆说。他开了一辆租来的车，所以也无法查他的车牌。第二天我开车回孟菲斯，他等在我家门口。在我家里他坐了两个小时，边喝咖啡边漫无边际地聊天。他有你和卡门在学校的照片，在阳光明媚的南加利福尼亚，一切都非常美好。工作非常满意，住着郊区舒适的房子，伊芙琳在做房地产生意。一个美国梦。他说他再也不会搬回密西西比，甚至萨姆的葬礼也不打算再回来。在他让我发誓保密之后，他说出了他的新名字，并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没有地址，只是电话号码。他威胁说，如果我违背誓言，他就会立刻再次消失。他告诉我，除了紧急情况别打电话。我说我想看看你和卡门，他说有一天也许会看到。他时而像是原来的埃迪，时而又像换了个人。我们拥抱后挥手再见，从此却再也没见过面。”
亚当按了遥控器，录像又继续。清晰的画面很快地移动着，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审判。那就是萨姆，一下子老了三十岁，正和一个新的律师从湖源县法院旁门匆匆而过。“第三次审判你去了吗？”
“没有，他告诉我躲远点。”
亚当停住录像。“萨姆从什么时候起知道他们会又来找他的麻烦？”
“很难说。孟菲斯的报纸有一天在一段很短的报道中说格林维尔新任地区检察官想要重新审理克雷默的案子。不是大块的报道，只有几小段，登在报纸中问。但我读的时候充满了恐惧。我读了有十遍，然后盯着它看了近一个小时。经过了这么些年，萨姆-凯霍尔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报纸上。我无法相信。我给他打了电话，当然他也看到了。他说不用担心。两个星期后又有另一篇文章，这次稍长一点，中间有大卫-麦卡利斯特的照片。我又打电话给爸爸。他说一切都正常。这就是事情的开始。本来相当平静，然后就来势凶猛。克雷默的亲属支持这个建议，然后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也卷入了。事情后来明朗化了，是麦卡利斯特力主再次开庭，而且此次不打算不了了之。萨姆对这些腻歪透了，他很害怕，但他尽量表现得勇敢。他说他已经赢过两次，他还会再赢。”
“你给埃迪打电话了吗？”
“是的，当重新起诉显然已变得不可避免时，我打电话告诉他。他没说什么，几乎是没说什么。那次谈话很简短。我答应随时通消息给他。我觉得他受不了这个打击。不久这件事就成了轰动全国的新闻，我相信埃迪一直会从新闻媒介的报道中跟踪事态发展。”
他们默默地看着第三次审判的后半段。麦卡利斯特露出一口白牙的笑脸频频出现，不止一次亚当后悔当初编辑时没有多删除一些。最后萨姆被铐上手铐带走了，屏幕上一片空白。
“还有谁看过这个录像？”莉问。
“没有，你是第一个。”
“你是怎么收集的这一切？”
“这需要时间，一点钱，和不断地努力。”
“不可思议。”
“还在初中时，我们曾有这样一个教政治学的二百五老师。他让我们从报纸杂志上找题目，并且对当日的事件进行辩论。有个学生拿来一份洛杉矶时报，头版上有密西西比州的萨姆-凯霍尔案即将开庭的报道，我们就这个题目讨论得好热闹。接着我们便一直密切注视着审判进程。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对他被判有罪都很高兴。但是对于是否应处死刑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几个星期后，我父亲去世，而你终于告诉了我真相。我当时真怕我的同学们会发现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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