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还只是一个攻读法律的学生，却也颇会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现在还难说。不过看来希望很大。但还需要进一步仔细研究研究。可能性还是有的。”
“你究竟是啥意思呀？”
“嗯，这个，我的意思是，我想，你已经有充分理由索赔。不过我还需要研究一下这些文件，才能最后肯定。”
“你算是那一号的律师嘛？”
“我是学法律的学生。”
我的回答使她莫名其妙。她噘起嘴巴，紧紧包住白色的过滤嘴，眼睛瞪得大大地望着我。巴迪又咕哝了一声。斯穆特恰恰这时来到我们面前，这真令我感激不尽。他问道：“你们进行得怎么样？”
“还好，”我说，“就快结束了。”
“好极了，”他说，似乎时间已到，还有别的委托人在等着我们伺候。话一出口，他就慢慢地向别处踱去。
“我两星期后来看你们。”我热情地说着，挤出了一丝微笑。
多特在烟灰缸中摁灭了烟头，向前倾着身子，又一次和我靠得很近。她的嘴唇突然开始颤动，双眼充满泪水。她轻轻地按着我的手腕，绝望地望着我。“请你千万抓紧，鲁迪。咱们需要帮助。咱儿子快要死啦。”
我们久久地望着对方。最后，我点了点头，咕哝不清地说了点儿什么。这一对可怜的老人刚刚把他们儿子的生命托付给了我这个孟菲斯州立大学法学院三年级学生。他们真诚地相信，我会把他们塞到我面前的这堆破烂带走，然后抄起话筒，打几个电话，写几封信，发出几声咆哮，提出这样那样的威胁，眼睛一眨，大利保险公司马上就会屈膝投降，向唐尼-雷捧上大把大把的钱。而且，他们还指望这样的事能迅速发生哩。
他们站了起来，局促不安地从我面前走开。我几乎完全可以肯定，在保单的某一个部分，一定有一条完美无缺的小小条款，可以把唐尼-雷的病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这种条款勉强可以看清，但肯定无法破译，然而却是由技巧熟练的法律高手精心设置的；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领取高额酬金，身心愉快地编制保单上的附属细则。
多特领着巴迪，歪歪扭扭地绕过一张张折椅和全神贯注的棋手们，在咖啡壶前停住，倒了一杯不含咖啡因的咖啡，点着了又一支香烟。他们缩在房间的后头，啜着咖啡，在60英尺之外远远地望着我。我一页一页翻着保单，做着笔记，尽量不去注意他们。保单有整整30页，尽是几乎无法看清的蝇头小字。
人们正慢慢地离开，室内所剩无几。担任律师这种角色，已使我厌倦。这一天已够我受的了，我希望不要再有人前来找我。我对法律的无知令我震惊。一想到短短数月之后，我就要站在本市各处的法庭上，在法官和陪审团的面前与别的律师唇枪舌剑，我就不寒而栗。我尚未准备凭起诉的权力对社会尽情地指指点点。
法学院的3年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重压下浪费掉的3年。我们花费无穷无尽的时间，挖掘我们永远都不会需要的信息。我们接受教授们的疲劳轰炸，他们讲的内容我们却是左耳进右耳出。我们熟记的案例，第二天就可能撤销。我们背诵的法规，隔天就会被修改。要是过去3年中，我每周化50小时在一位优秀律师指导下学习，那我也会成为优秀律师的。可现在，我却是一个焦虑不安的三年级学生，连最最简单的法律问题都感到害怕，即将到来的律师资格考试更使我胆战心惊。
我面前有动静。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个带着老大的助听器的老头，正挪动着又矮又胖的身子，摇摇晃晃地朝我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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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后，在中国跳棋棋盘和双人牌戏牌桌上进行的松松垮垮的战斗，慢慢地停息了；最后一批老头老太离大楼而去。看门人在门口等着。斯穆特把我们召到身边做总结。我们轮流概述了各自委托人的种种问题。大伙都已疲倦，急于离开这地方。
斯穆特提出了几条建议，既无创造性，也无新意。他保证将在下周的课上讨论老人们这些真实的法律问题，然后就打发我们走。我拔脚就溜。
我搭了布克的车。这是一辆有些年份的彭提亚克，车身太大，说不上时髦漂亮，但比我那辆就要散架的丰田强得多。布克有两个小孩，老婆在学校兼点课，所以生活水平只不过勉勉强强高于贫困线。他学习努力，成绩优良，因此受到市里一家事业兴旺的黑人律师事务所的青睐。这家事务所颇有气派，以其在民权诉讼方面的优异记录而远近闻名。他的起步工资是每年4万，比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给我开的多6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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