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戴克介绍，司法系统于12月15日开始关闭，要等到过了新年才恢复办公。在这期间，法官们既不开庭审案，也不举行听证会。各家事务所和他们的律师都忙于举办和参加晚会，以及员工午餐会。这正是我离开本市的大好时机。
我把布莱克档案和几件衣服，放进我那闪闪发亮的沃尔沃名牌小车的行李箱，起动引擎上了路。我漫无目的地行驶在慢车道上，先向北再向西，一直开到了雪花飘舞的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我睡在廉价的汽车旅馆，吃快餐，一路上有什么景色就看什么。一场冬天的暴风雪刚刚从北方大平原横扫过来。道路两侧雪堆陡峭，白雪皑皑的草原万籁俱寂，像是云层从天上落到人问。
寂寞的道路，使我这孤独的过客，精神抖擞，充满了活力。
我最后到达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时，已是12月23日。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吃了一顿可口的热饭，然后漫步在大街上，像一般人那样从一家商店钻到另一家。圣诞期间一些正常的享受，我并不愿意放过。
我脚踩积雪坐在公园里一条冰冷的长凳上，听着一支热情洋溢的合唱队大声演唱的圣诞颂歌。在这偌大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此刻身在何方。不知道我在哪一个城市。不知道我在哪一个州。我喜欢这样的自由。
吃了晚饭在旅馆酒吧喝过几杯以后，我拨通了马克斯-勒伯格的电话。他回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继续当他的终身法学教授。此后，我几乎每个月都要打一次电话向他求教。他邀我来访。我把大部分有关的文件、诉状、书面咨询和证词，全部复印后寄给他。快寄邮包重达14磅，化了将近30美元。这一切戴克全部同意。
我来到了麦迪逊，从声音可以听出，马克斯对此真高兴。他是个犹太人，并不太在乎圣诞节，前几天他在电话上还说过，这是干工作的上佳时间。他给了我指示，何时何地如何找到他。
次日上午9时，气温华氏11度，我步行前往法学院。大门洞开，但不见人影。勒伯格煮好了咖啡，正在办公室恭候，我们聊了一小时，聊他记挂的孟菲斯的人和事，这自然并不包括州大法学院。他这里的办公室很像他在那里时的办公室；杂乱无章，不干不净，墙上贴着政治上有挑衅意味的海报和招贴。他的外表也还是老样子：蓬乱的头发，牛仔裤，白色运动鞋。脚上倒是穿着短袜，但这也只是因为地上下了一英尺厚的雪。他神情亢奋，精力充沛。
我跟着他沿着走廊来到一个小小的研究班专用的房问。他打开门。房间中央的长桌上，井然有序地排列着我寄给他的文件。我们面对面坐下，他又从热水瓶中给我倒了咖啡。他知道再过6星期就要开庭。
“对方提过调解结案的建议吗？”
“提过几次。他们愿付17万5，但我的委托人不答应。”
“这很不寻常，但我并不觉得奇怪。”
“为什么你不觉得奇怪？”
“因为你揪住了他们的尾巴啦！他们要大暴露啦，鲁迪。保险公司的欺诈案，我见过何止成千上万，而这是最大的欺诈案之一。”
“还有别的问题呢。”我于是讲了电话被窃听的事，并且把证明德拉蒙德偷听的情节告诉了他。
“这种事我以前也听说过，”他说。“那是佛罗里达的一桩案子，只不过原告律师是在开庭审理以后才检查电话机的。他想做什么，被告似乎都清清楚楚，这才引起了他的怀疑。而你们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他们一定是很害怕。”我说。
“他们不仅害怕，而且是吓坏了。不过你也不要忘乎所以。要记住：他们是在友好的土地上，你们县并不执行惩罚性损害赔偿。”
“那你说怎么办？”
“拿了钱然后走路。”
“我不能这么干。我不想这么干。我的委托人不想这么干。”
“好！现在是把那些人带进20世纪的时候啦。你的录音机在哪里？”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在房间里飞快地兜了一圈。墙上有块黑板，这位教授准备开始讲课。我从公文包里取出录音机放在桌上，准备好笔和拍纸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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