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还是提了。我向他们提出这一要求，是在我的办公室里，在我的车上，尤其是在我的卧室里，而且通常是凌晨2点我无法入眠的时分。我和他们交谈，那12张面孔我现在已经能叫出姓名，他们全是好得无法再好的好人，全都一边听着我叙说一边点头，恨不得立刻赶回法庭伸张正义。
我就要发现金矿了，就要在公开的法庭上摧毁大利公司了。我每时每刻都在为控制住这些念头而挣扎。可是，该死，真难！那些事实，那些陪审员，那位法官，对方那些惊恐万状的律师，组合在一起意味着数不尽的金钱。
我准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啦。
我和杰基-莱曼西支克谈了一小时。有时候她言辞激昂有力，有时候却又泣不成声。她并不愿意和那些人睡觉，她反反复复地说；可这是提升的唯一途径。她已经离了婚，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子。
她答应来孟菲斯。我提出她的来回机票由我支付。我做这一表示时，用冷静的语调请她放心：我的事务所财源滚滚。她叫我做出保证，她来此作证，事前决不能让大利公司得知任何消息。
她怕他们怕得要死。我想，届时让他们大吃一惊，那场面一准精彩。
我们在事务所里度过了这一周的周末。两人在各自的住处小睡短短几小时后，又立即像迷途知返的羔羊一样返回事务所，继续为开庭做着更多的准备。
我偶尔也会有轻松的感觉出现，那应该归功于狄龙-基普勒。我已经在心里默默地向他感谢过成千上万次，感谢他在开庭一周前挑好了陪审团，并且让我对他们即席讲了几句话。陪审团一度曾经是个巨大的问号，是我非常害怕的一个因素。可如今我知道了他们的名字，熟悉了他们的面孔，而且还在没有讲稿的情况下，对他们讲过话。他们喜欢我。而且不喜欢我的对手。
无论我的经验是多么缺乏，我坚信基普勒法官都会帮我填补漏洞。
星期天子夜前后，我和戴克道别离开事务所时，天正下着小雪。下一场小雪在孟菲斯通常意味着学校要停课一星期，所有的政府机构统统关闭。因为市政府没有买过一辆扫雪车。我一半希望雪越下越大，让暴风雪将明天的开庭推迟。可我的另一半又希望这雪花不再飘落。
我驱车回到住所时，小雪已停。我喝了两瓶没有冰镇过的啤酒，祈祷上帝让我快快进入梦乡。
“开庭之前还有什么问题吗？”基普勒向坐在他私人办公室里的一群心情紧张的人问道。我坐在德拉蒙德旁边，两人都在望着写字台对面的法官。我由于睡眠不足，两眼通红，头痛欲裂，思绪纷乱。
我惊奇地发现德拉蒙德是那样地疲倦。作为一个在法庭上度过一生的经验丰富的律师，他憔悴得令人吃惊。好！我希望他也是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度过了整个周末。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问题啦。”我说。无人惊讶。在这样的小会上，我很少能做出多大贡献。
德拉蒙德也同样摇摇头。
“是否可能确定一下骨髓移植的费用？”基普勒问道。“如果可能，我们就可以取消加斯金这一证人。手术费用看来在17万5上下。”
“没有意见。”我说。
被告辩护律师如果把价格压低，自己就可以赚得更多，但德拉蒙德在这里却无油水可捞。“合理。”他态度冷漠地说。
“这是不是意味‘是’？”基普勒不客气地追问。
“是。”
“谢谢，还有别的费用呢。2万5左右。我们大家是否同意：原告提出的损害赔偿要求总数为整整20万美元？我们都能同意吗？”他确确实实是在瞪着德拉蒙德。
“没有意见。”我说。我想德拉蒙德准会冒火。
“同意。”德拉蒙德说。
基普勒在拍纸簿上写了几个字。“谢谢。我们开庭前，还有别的问题吗？有没有和解的可能呢？”
“法官大人，”我口气坚决地说。这是事前周密考虑的结果。“我谨代表我的委托人在此表示，我们愿意和解结案，条件是被告赔偿120万美元。”
被告律师往往都是训练有素，不管原告律师提出什么样的和解方案，他们都会表现得大惊小怪。不出所料，我的条件刚一出口，迎接它的就是一连串的摇头和咳嗽；挤坐在我身后的那几个宠仆当中，甚至还有人发出了不屑的吃吃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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