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对她可谓是关心备至。他拍拍她的手臂，偶尔就她的回答提点建议。她希望明天尽早出庭作证，然后返回机场，立即离开孟菲斯。
直到半夜，我才和他们告别回家。
星期二上午9时，基普勒法官把我们召到法庭，但让法警传话，请陪审员们在陪审员室稍候几分钟。他问德拉蒙德是否已收到理赔的数据。考虑到每天5000美元的罚款，我倒是有点儿巴不得他还没有收到。
“一小时以前刚刚收到，大人，”他说，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他交给我有一英寸厚的一摞文件，接着又含笑交给基普勒一沓。
“贝勒先生，你需要点儿时间吧。”法官说。
“请给我30分钟。”我说。
“行。我们9点30分请陪审团就座。”
我和戴克冲进走廊尽头一间小小的律师会议室，迅速翻阅这堆厚厚的文件。不出所料，这些文件好像是一本天书，几乎无法解读。他们将会为此后悔的！
9时30分，陪审团在法警带领下鱼贯走进法庭，基普勒法官热情地向他们问候。他们报告说情况良好，无人生病，昨天未与本案有关人员有任何接触。
“传唤你的证人，贝勒先生。”基普勒说。于是第二天的审讯正式开始。
“我们希望由埃夫雷特-洛夫金继续作证。”我说。
法警到证人室传唤来洛夫金。他走上证人席。在亲自耳闻目睹了昨天他与U小节有关的可笑而又可悲的表演之后，现在谁也不会相信他说的任何一个词。他显得有点憔悴，我想德拉蒙德准是-了他大半夜。我把那一沓理赔文件给他辨认。
“这是由计算机汇总的各种理赔资料的打印件。”
“是由大利公司的计算机打印的吗？”
“对。”
“什么时候？”
“昨天傍晚和晚上。”
“是在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你本人亲自监督下整理和打印的吗？”
“你可以这么说。”
“好。洛夫金先生，现在请你告诉陪审团，1991这一年总计有多少份医疗保单。”
他犹豫了一下，接着就开始折腾那些打印件。我们耐心地看着他翻过一页又一页。时间在慢慢过去，人们唯一可以听到的，是他焦虑不安地翻动膝盖上那堆文件时发出的哗哗声。
“大量倾销”文件是保险公司和他们的律师爱用的战术。他们喜欢拖到最后一分钟，通常是拖到开庭前一天，才把装得满满的4大箱文件卸在原告律师的门前。只是由于狄龙-基普勒的帮助，我才没有吃这个亏。
他们今天就是想让我尝尝这种滋味。他们以为可以快步跑来，在今天早上交给我70页打印件，尽管其中多数毫无意义，却可以万事大吉。
“这确实难说，”他说，声音低得勉强可以听见。“我要是有更多的时间就好了。”
“你已经有了两个月的时间啦。”基普勒大声说，他的话筒效果极佳。他的语调和音量都令人吃惊。“快回答问题。”被告律师席上的那几位先生已经开始不安地扭来扭去。
“我要知道3个数字，洛夫金先生，”我说。“保单的数目，购买这些保单的投保人索赔的数目，以及大利公司拒赔的数目。我要的都是1991年的数目，请讲吧。”
他又把文件翻了一阵。“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们大约有9万7左右的保单。”
“你难道不能看看你的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准确的数目吗？”
他显然不能。他装出一副全神贯注阅读资料的样子，只当没有听见我的话。
“而你不是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吗？”我奚落他道。
“是！”他答复道。
“那么我请问你，洛夫金先生，根据你了解的情况，这些打印材料中究竟有没有我要的数据？”
“有。”
“这么说来，你把它找出来不就成了嘛！”
“你要是闭一会嘴，我就能找出来。”他像一头受了伤的野兽一样朝我咆哮，从而给人们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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