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令人震惊的，不是吗？”
“是。不过，我听说这封信的作者已不再在大利公司工作啦。”
“谁告诉你的？”我惊疑地问。
“嗯，我记不清了。反正是公司里的什么人吧。”
“这位公司里的什么人也告诉过你克罗基特不再在公司工作的原因吗？”
“我记不清了。可能与这封信有关吧。”
“可能？你对自己的话有无把握？或者仅仅是猜测？”
“我真的记不清啦。”
“谢谢你。这一位公司里的什么人，有没有告诉你：克罗基特先生是在他将为本案提供证词两天前离开公司的？”
“没有。”
“你不知道他离开的原因？”
“不知道。”
“好。我本以为你是想向陪审团暗示，他离开公司是因为他写了这封信呢。你没有想做这样的暗示吗？”
“没有。”
“谢谢你。”
昨天晚上喝酒的时候，大家一致认为，想用工作手册的问题扳倒赖斯基将是个错误。这样的想法有好几个道理。第一，这一证据早已在陪审团面前亮过。第二，这一证据第一次出现时场面极富戏剧性，方式极为有力，亦即：洛夫金撒谎时当场被拆穿。第三，赖斯基能言善辩，难以制服。第四，他已为这一袭击做好准备，守住自己的阵地较易。第五，他将抓住这一机会把陪审员们搞得更加糊涂。而最重要的是，这要花许多时间。就工作手册和统计数字与赖斯基争论不休，一天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结果是我会白白浪费一天，毫无进展。
“谁为你支付工资，赖斯基先生？”
“我的雇主，全国保险同盟。”
“谁为全国保险同盟提供经费？”
“保险业。”
“大利公司对全国保险同盟有捐赠吗？”
“有。”
“捐赠多少？”
他朝德拉蒙德瞧了瞧，德拉蒙德早已立起。“反对，大人，这与本案无关。”
“反对驳回。本庭认为大有关系。”
“捐赠多少，赖斯基先生？”我又追问道。
他显然不想作答，因而显得十分拘谨。“每年1万美元。”
“原来他们给你的钱比给唐尼-雷-布莱克的多哇。”
“反对！”
“反对有效。”
“大人，我很遗憾。刚才这句话我收回。”
“我方强烈要求把这句话从记录中取消，大人。”德拉蒙德怒气冲冲地说。
“同意取消。”
我停了一下，让对方平平火气。“我很抱歉，赖斯基先生。”我谦卑地说，满脸是悔恨的表情。
“你们所有的钱都是保险公司提供的吗？”
“我们没有其他经费来源。”
“向全国保险同盟提供经费的保险公司总共有多少家？”
“220家。”
“那么去年捐赠的总数是多少呢？”
“600万美元。”
“你们就是用这笔钱对国会议员进行游说的？”
“是的，我们做一点儿游说。”
“你在本案中作证，是不是另有报酬呢？”
“没有。”
“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因为大利公司和我联系，请我前来作证。”
我很慢很慢地转过身，指着多特-布莱克说：“赖斯基先生，你能看看布莱克太太，直视着她的眼睛，告诉她：大利公司对她儿子索赔要求的处理，是公平合理的？”
他迟疑了一两秒钟，才把目光投向多特，他别无选择。他点了点头，干干脆脆地说：“是的，确实是公平合理的。”
我当然早已料到他会这么说。我只是想用这富于戏剧性的方式，迅速结束赖斯基的作证，但我并未指望这会产生喜剧效果。然而，坐在前排中间的三号陪审员，那位壮壮实实的51岁的黑人妇女比维蒂-哈德威太太，听到他这荒谬的回答以后，却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她笑得非常突然，显然不是出于故意，因为笑声一出；她又同样突然地迅速把它刹住。她双手捂着嘴，紧紧地咬着牙齿，缩着下巴，目光慌乱地左看右看，看看究竟造成了多大危害。可她的整个身体仍在不停地轻轻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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