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恶心想吐。我在黑暗中偷偷溜走，一瞬间，汗水突然将我全身湿透。
10分钟以后，第一辆警车驶到了现场。接着又开来了第二辆。随后来的是一辆救护车。在拥挤的停车场上，我蜷缩在我那部沃尔沃车上，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医护人员涌进公寓。又来了一辆警车。不断闪动的红蓝色警灯照亮了黑夜，引来了大批观众。几分钟过去了，克利夫依然没有露面。从门里走出了一个急救人员，不慌不忙地从救护车上取下一件东西。他慢悠悠地一点儿也不急。
惊慌失措的凯莉此刻独自呆在那里，回答着警官提出的问题，而我却突然变成一个胆小鬼，低着头缩在驾驶盘后面，只求不要被人看见。我怎么能让她一个人留在那里？我应该进去救她吗？我觉得头晕目眩，而那疯狂闪烁的红蓝色警灯更使我眼花缭乱。
他是死不了的。可能受了重伤，但决不可能死的。
我想我应该回到那里去。
震惊在慢慢消失，恐惧却在不断增强。但愿他们用一副担架把克利夫抬出来，把他送进医院包扎好。我突然强烈地希望他能活下去。虽然他是个疯子，但只要他还是个活人，我就能够对付。嗨，克利夫！老伙计，振作点儿吧。站起来，从里面走出来。
我肯定是没有杀死过一个大活人的。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个警察在让人群向后退。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开来了一辆验尸官的小面包，这在冷眼围观的人群中激起了一阵叽叽喳喳骚动的浪潮。克利夫不坐救护车，他将被送进停尸所。
我推开车门，哇地一声把胃里的东西全吐在旁边一辆汽车的车身上。没有人听见我呕吐的声音。我抹了抹嘴，悄悄走进人丛。“他最后终于把她打死了。”我听见有人这样说。警察进进出出，川流不息。我站在离公寓50英尺之外的地方，在人群的海洋中毫不显眼。警察在房子的门外用黄色胶带拉了一圈隔离线。每隔几秒钟就从公寓窗户里透出照相机发出的闪光。
我们等着。我必须见她，但又无能为力。这时，人群中又传出了一个消息。这一次的消息准确无误；他死了。而且他们认为，是她杀的。我非常仔细地听着人们的议论，因为万一有人在听到大声狂吼和高声尖叫以后不久就看到一个陌生人走出那个公寓，那么我必须心中有数。我耳朵竖得高高的在人群中慢慢地走动，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听到。我后退几步离开人群，几秒钟后在一堆灌木后面又吐了一次。
公寓门口出现了一阵忙乱。一个急救人员拉着担架床倒退着出了公寓。尸体装在一只银灰色的口袋中。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担架拉到小面包旁边，装上车开往验尸所。过了几分钟，两名警察押着凯莉出现在门口。她显得瘦小，惊慌，幸好没有带手铐。她已经设法换过衣服，如今穿着牛仔裤和一件派克大衣。
他们把她押上一辆巡逻车，在后排坐定后，警车便疾驰而去。我飞快走向我的沃尔沃，开足马力驶向警察署。
我对坐在前台的警官说，我是一位律师，我的委托人刚才被捕，我坚持要在她接受审问时在场和她在一起。我的话句句铿锵有力。他不知给谁挂了个电话，从里面走出一位警官，把我带到二楼的一间审讯室，凯莉正独自一人坐在里面。一位名叫斯莫瑟顿的嗜血成性的侦探，在透过一扇单向玻璃窗监视着她。我递上一张名片，伸出一只手，可他懒得和我握。
“你们这种人脚头真快不是？”他用明显的轻蔑口吻说。
“她打了911报警电话后，就立刻给我打了电话。你们发现了什么情况？”
我和警官都在望着她。她坐在一块长桌的一头，用纸巾抹着眼泪。
斯莫瑟顿一边盘算应该告诉我些什么，一边咕咕哝哝地说：“发现她男人死在地板上。颅骨断裂，像是用棒球棍干的。她讲得很少，只是告诉我们他们就要离婚，她溜回家取衣服，他发现了她，于是两个人就开始干仗。他喝得醉醺醺的，她不知怎么一把抓到了棒球棍，于是他现在就躺在停尸所里。她离婚的案子是你办的？”
“对。我会给你一份起诉状的。法官上周还下令禁止他靠近她呢。这几年他一直殴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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