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厅里的顾客只剩下最后的几个。我喝着脱去咖啡因的咖啡。在过去4个小时中，我居然读完这么多材料，连自己也颇为惊讶。9时45分，布鲁索又打来一次电话。听声音他好像在某家酒吧。他要我明晨9时去他办公室，讨论一个法律观点；他手上那件贩毒案本月开庭时，他需要加以阐述。我准到，我说。
假如我的律师一边在脱衣舞俱乐部饮酒作乐，一边却在考虑为我辩护时使用的法律理论依据，我知道了一定会大为生气。
但布鲁索是我的老板。
10点钟，餐厅里只剩下寡人一个。这家自助餐厅通宵营业，所以收银员对我的在场并不在意。我正沉浸在对需要高度语言技巧的审判前会谈的描述中，突然听见一位青年妇女动听悦耳的喷嚏声。抬头一看，原来在离我两张桌子的地方，有位病人坐在轮椅上。这时，除了我，她是餐厅唯一的客人。她直伸着的右腿，从膝盖以下都打着石膏。根据我对石膏的一知半解，从她脚上石膏的颜色可以看出，她的腿用石膏固定是最近的事。
她非常年轻，而且极其漂亮。我忍不住盯了她几秒钟，才把目光转回到笔记上，但过了不一会，却又不由自主地抬头瞪着她，而且这一次看的时间更长。她头发乌黑，蓬蓬松松地披在肩上。栗色的眼睛泪水盈盈，五官端正，轮廓鲜明，但左下颌明显地又青又肿，这通常是一只卑劣的拳头留下的伤痕。一件医院里标准的白色长袍，罩着她那几乎是脆弱的身体。
一位穿着粉红茄克的老人，把一只装了橙子汁的塑料杯轻轻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有许多善良的人在圣彼得医院义务劳动，这位老人便是其中之一。“喝一点吧，凯莉。”他说话的口气像一个无可挑剔的老祖父。
“谢谢。”她嫣然一笑。
“你说30分钟？”他问。
她点点头，咬着下唇。“30分钟。”她对他说。
“还要我做什么吗？”
“没有了，谢谢你。”
他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离开了餐厅。
又只剩下我们俩。我竭力不去看她，但欲罢不能。眼睛盯著书本不过一小会儿，就再也无法克制，又慢慢抬了起来，直到可以看清她为止。她朝着的方向与我并非面面相对，而是几乎成一个90度的直角。她用双手端起饮料，我看见她的两只手腕都绑着绷带。到目前为止，她还没看见我。事实上，我已经意识到，即使这餐厅里挤满了人，她也会视而不见的。此刻的凯莉，正处于她那小小的与世隔绝的世界之中。
好像是断了一只踝关节。她脸上乌青的肿块，尽管看不见一个伤口，但可以满足戴克的一大堆要求。两只手腕受的伤却令人迷惑不解。她虽然如此美貌，我却不为所动，不想去练一下寻根刨底的技巧。她看上去如此悲伤，我怎能去加深她的不幸？她的左手无名指带着一个薄薄的结婚戒指，而她的年纪绝不可能超过18岁。我尽力克制。至少有5分钟之久，两只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书本，但我仍旧可以看见她在用一块纸巾揩着眼睛。她的头微微偏在右边，她的泪水一颗一颗向下滴。她在无声抽泣。
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眼泪与她那断了的踝关节引起的疼痛无关。使她哭泣的不是肉体的伤痛。
我那蹩脚律师的想象力在天马行空。或许是发生了一次车祸，她的丈夫当场不幸亡故，而她只是受了伤。她年纪很轻，不可能有孩子，而娘家离此又很遥远，因此她才孤身一人坐在这里，为遇难的丈夫伤心哭泣。可能是个了不得的大案呐！
我用力摇摇头，甩掉这些可怕的想法，再次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面前的书本上。她仍在不停地哽咽，无声地哭泣。几位客人来了又走，谁也没有留下来，坐到凯莉或者我的桌子旁。我喝光了咖啡，不声不响地从座椅上站了起来，径直从她面前走向柜台。我望着她，她望着我，我们的目光交汇在一起足足有一秒钟之久，我几乎撞倒了一把金属座椅。我用颤颤抖抖的手，付了咖啡的账，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停住脚步站在她的桌边。
她缓缓地抬起那双美丽的泪光闪闪的眼睛。我屏住气说：“呃，我并不是一个喜欢管闲事的人，但是我能为你效劳吗？你疼吗？”我用头指指她上着石膏的腿，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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