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解释解释吗？”她站在我面前问，两只手贴在屁股上。
那位律师给包娣小姐写了一封信，信里附上我给他的信的一份复印副本。我在信上说，我代表包娣-伯德桑小姐，应她的要求起草一份新遗嘱，需要与其先夫不动产的有关信息。律师在给她的信中，直截了当地问她，他可否向我提供信息。他似乎态度冷漠，只是按命令办事。
“白纸黑字，这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嘛，”我说，“我是你的律师，我在搜集信息。”
“可你没有告诉我，你要向亚特兰大打听！”
“这有什么不对？那里究竟藏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包娣小姐？干吗这么神秘兮兮的？”
“法官把法庭档案封存了嘛，”她耸耸肩说，好像事情到此为止，无须多问。
“档案里有些什么？”
“一堆垃圾。”
“跟你有关的垃圾？”
“噢，上帝啊，不！”
“好。那么与谁有关？”
“托尼家的人。他哥哥富得流油，住在佛罗里达，你知道，有好几个老婆，一大帮儿女。全家都是疯子。他们为他的遗嘱闹得才凶呢，写过4次遗嘱，我想。我不是很清楚，可我听说事情结束的时候，几个律师总共捞了600万美元哪！托尼比他哥哥多活了几天，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法律。也有几个子儿落到他的手里，可他自己一无所知，因为他死得太快，什么都没有留下，除了一个老婆，那就是我。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她是如何得到这笔钱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究竟继承了多少。“你想谈谈你的遗嘱吗？”我问。
“不。以后再谈，”她说，一边伸手拿她的劳动手套。“咱们开始干活。”
几个小时后，我和多特以及唐尼-雷坐在他们厨房外那长满杂草的院子里。感谢上帝，巴迪已经上了床。在包娣小姐家度过了大半天，唐尼-雷已经筋疲力尽。
这是郊区的周末之夜。闷热的空气里弥漫着焦炭和烤肉的气味。
坐着听人讲话，要比坐着对人讲话容易。多特一边不断地抽烟，一边喝着脱去咖啡因的速溶咖啡，只是偶尔丢过来一两句毫无意义的流言蜚语，不是关于某一个邻居，就是关于这个邻居的某一条狗。隔壁那个退休老人，上周被钢丝锯锯断了一根手指，这件事她说了至少也有3次。
我不在乎。我可以坐在这儿一小时一小时地听下去。律师资格考试考得我神经麻木，至今仍未完全恢复。要让我高兴，并不需要化多大力气。而当我成功地把法律抛在脑后时，凯莉又总是立即占据了我的心灵。我还没有想出与她联系的保险的办法，但我一定能。只要给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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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市中心区的谢尔比县司法中心，是一座12层的现代建筑。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司法大楼，里面有许许多多个法庭和供行政官员及办事人员使用的办公室。地区检察官和县司法行政长官也在这儿办公。大楼里甚至还有一个监狱。
刑庭有10个分庭，10位法官在各自的庭上审理各自的案件。大楼中间的几层，塞满了律师、警察、被告和他们的家属。对于一个刚刚出道的律师，这不啻是一个险恶的丛林，但戴克在此却是熟门熟路。他已经打了几个电话。
他指着4分庭的门对我说，1小时后咱们在那里碰头。我走进那双扇门，在后排的一个位置上落了座。地上铺着地板，室内的装饰现代化得令人抑郁。前排坐满了律师，数目与蚂蚁差不多。右侧是个候审室，十几个身穿橘黄色囚服的被捕者，正在里面等候法官初次提审。一位公诉人拿着一摞案卷，从他们中间匆匆穿过，走向他手头案子中的被告。
在前面第二排我看见了克利夫-赖考。他和他的律师挤坐在一起，正在看着一份文书。他的妻子没有在庭上露面。
法官从后面走了出来，众人随之起立。几件官司迅速处理完毕。保释金有的获准降低，有的则提也未提。就下次开庭的日期，双方取得了一致。律师们在一起交头接耳磋商几分钟，然后朝法官大人点头表示同意，或者与他一阵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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