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克莱德·格里菲思先生吧！啊，多滑稽！怎么搞的，他是塞缪尔·格里菲思先生的亲侄子，在这儿谁都认得他。要是您一定要了解有关他的情况，我想，他们府上当然会告诉你们的。不过，象这类事——啊，恐怕是不可能的！”她两眼直望着梅森和那个给她看过证章的本地侦探，好象怀疑他们两人是不是老实，是不是持有这一权力的。
这时，对这种情况司空见惯的那个侦探，早已站到佩顿太太背后通往楼上的楼梯脚下。梅森就从口袋里把他一直细心妥善保管的搜捕证掏了出来。
“非常抱歉，太太。不过，我不能不请您领我们去看看他的房间。这儿是搜查证，而这儿的警官就是听我指挥的。”她马上明白跟法律斗是白搭，便用她抖抖索索的手指了一下克莱德的房间，但在她心里依然觉得这是非常愚蠢、很不公道和侮辱性的错误。
但是他们两人一进入克莱德的房间，便开始这儿看看，那儿瞧瞧。他们一下子发觉有一只不很牢靠的小箱子，上了锁，置放在一个角落里。侦探方斯马上把它掂量了一下，看看它有多大份量；梅森则开始察看房间里每一件东西——所有抽屉里、盒子里，所有衣服口袋里的东西。在五斗柜抽屉里，除了有几件扔掉的内衣、衬衫，以及特朗布尔家、斯塔克家、格里菲思家、哈里特家一些过时的请柬以外，他还发现有一页是在记事本上的，克莱德从自己办公桌上带回家的，上面写着：“二月二十日，星期三，斯塔克家晚饭”——下面是：“二十二日，星期五，特朗布尔家”——梅森马上把这些笔迹跟他口袋里那张卡片上的笔迹比较了一下，笔迹完全相同，从而深信自己确实来到了他所要追缉的那个人的房间，便把请柬带走，随后望了一眼那只箱子。这时，那个侦探也在琢磨着怎么对付这只箱子。
“这个该怎么办，长官？您要一块带走，还是就在这儿打开？”
“我想，”梅森严肃地说。“我们最好就在这儿打开，方斯。回头我再把它取走。不过，现在我倒要了解一下，里头有些什么东西。”侦探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很沉的凿子，又向四处张望，再想寻摸一把锤子。
“这箱子并不很坚固，”他说，“我想，只要您说句话，我就一下子把它踢开。”
这时，佩顿太太一见此状，惊呆了，心里按捺不住，真巴望他们不要采取这么粗暴行动，便大声喊道：“如果你们要锤子，我是可以给的。不过，为什么不可以等一下，找个铜匠师傅来呀？啊，我可一辈子从没听说过这种事。”
可是侦探一拿到锤子，把锁撬开之后，只见箱子顶上面那一小格里，有一些克莱德不重要的零星衣饰用品——短袜、领子、领带、一条围巾、吊袜带、一件扔掉的球衫、一双不怎么好的冬天穿的长统皮靴、一只烟嘴、一只红漆烟灰缸，还有一双溜冰鞋。不过，除了这些以外，角落里有一包捆得紧紧的东西，里头有罗伯达最后从比尔茨写给他的十五封信，还有她去年送给他的一帧小照；另外有一个小包，里头有桑德拉给他的全部信件和请柬，一直到她动身去松树岬以前所写的信也都有。至于桑德拉从那儿写来的信——克莱德则带在身边，紧贴在他的胸口。而那第三个包里的东西（更能说明他的犯罪行为），里头有他母亲写来的十一封信，头两封寄到芝加哥邮局留交哈里·特纳特——这一看就令人感到非常可疑——而包里还有一些信，则是寄给克莱德·格里菲思的，不仅有寄到芝加哥联谊俱乐部转交的，而且也有寄到莱柯格斯的。
地方检察官不再看箱子里头还有什么东西，而是马上把这些信打开来看了——他一开头看完了罗伯达寄来的头三封信——他一看这廉价信纸怪可怜的——她在信里暗示克莱德在堪萨斯城生活放荡和那次不幸事故，才逼得他从堪萨斯城出逃的，同时还非常关切而又温情脉脉地规劝他以后该怎样走正道——一句话，使平素克制自己，社会经验有限的梅森得到这么一个总的印象，就是：此人自幼起即染有放荡不羁、误入歧途的劣根性。
同时，梅森才惊奇地获悉，克莱德尽管在这里可以得到有钱的伯父的照顾，显然还是属于格里菲思家族中贫困而又笃信宗教的一分支。要是在平常的情况下，这也许就能让梅森对克莱德多少表示同情。但是，这时，由于受到桑德拉的短信，罗伯达那些令人动怜的信，以及他母亲提到他昔日在堪萨斯城作奸犯科的影响，梅森便深信，就克莱德这种本性来说，他不仅能暗中策划这类罪行，而且还能惨无人道地付诸实施。至于在堪萨斯城的罪行，梅森必须给该城的地方检察官拍发电报，索取详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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