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大陪审团开会了，对梅森来说，作出对克莱德起诉的决定，原是一点儿困难都没有的。
在这以后，贝尔纳普和杰夫森只好去见民主党人奥伯沃泽（此人全赖前任州长帮助，才能任命为法官），申请变更审判地点，理由是：要在卡塔拉基县居民中找出十二个人来——他们虽受梅森公开和不公开的言论影响，但是对克莱德却并不早已极端敌视，也不事前相信他犯了罪——那真是不可想象的事。这就意味着，在被告一方的律师还没有向陪审团发言以前，克莱德事实上早就给定罪了。
“可是，你们到底想要上哪儿去审理呢？”这个相当公正的奥伯沃泽法官开口问道。“这类材料到处都给登出来了。”
“不过，法官先生阁下，这一罪行一直是被该地方检察官那么孜孜不倦地加以夸大了——”（来自梅森方面的冗长而又炽烈的反驳）。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坚决认为，”贝尔纳普接下去说。“公众早已受到过度刺激和欺骗了。现在，您找不出十二个人来公正审判这个人了。”
“多荒唐！”梅森怒冲冲地大声叫嚷。“简直是胡扯淡！要知道各报刊他们自己采访、刊登的证据材料，就比我还要多得多哩。如果说现在已经产生了什么偏见的话，那也正是公众从本案里发现的一些事实所引起的。不过，我坚信，这儿偏见也并不见得比别地更加激烈吧。再说，绝大多数的证人就在这儿，要是本案移至一个边远的县份审判，本县就势必负担很大的一笔费用，这是本县开支不了的，而且事实证明也是毫无必要的。”
奥伯沃泽法官，此人严肃认真，恪守道德，行动迟缓，办事精细，处理一切问题，喜欢墨守陈规，这时，他倾向于赞同梅森的意见。在随后的五天里，他对这个问题只是不紧不慢地考虑了一下。五天以后，他就决定拒绝被告一方提出变更审判地点的要求。倘若他作出的决定错了，反正还有受理上诉的法院，被告一方尽管可以到那儿告去吧。既然现在他已确定十月十五日为开庭审理的日期（在此以前，据他判断，被告一方辩护律师是有充裕的时间，可以为本案进行准备的），他打算前往蓝山湖畔自己的别墅去消磨残夏。如有什么特别复杂或是当地解决不了的法律纠纷，不管是检察官，还是被告一方的辩护律师，都可以上那儿去找他，他将亲自听取他们双方的意见。
不过，本案既有贝尔纳普和杰夫森两位先生插手，梅森觉得自己最好还得加一把劲，使克莱德定罪一事尽可能做到万无一失。他害怕那个年轻的杰夫森，并不亚于他害怕贝尔纳普，因此，他便带上伯顿·伯利、尼尔·纽科姆又一次来到了莱柯格斯。在那里，抛开别的不谈，他至少发现以下几点：（一）克莱德购买照相机的地点；（二）在大比腾湖之行前三天，他对佩顿太太说过，他想把照相机带在身边，又说他还得买几个胶卷；（三）有一个名叫奥林·肖特的杂货铺掌柜跟克莱德很熟，但在四个月以前，克莱德为了一个工人老婆怀孕的事向他求教过——还有（这是肖特作为最大的一项秘密对终于发现了他的伯顿·伯利私下讲的），他向克莱德推荐过一位住在格洛弗斯维尔附近名叫格伦的医生；（四）他们找到了这位格伦医生，还给格伦医生看过克莱德和罗伯达的照片，格伦能认出来的是罗伯达，但不是克莱德。格伦还讲到罗伯达来找他时的情绪，以及她所说的那些话——这些话无论如何不会暗示出克莱德或是她本人有罪，因此，梅森决定最好暂时不去提它了。
最后还有（五），经过积极努力，那个把帽子卖给克莱德的尤蒂卡帽商也出场了。因为伯顿·伯利在尤蒂卡接受记者访问后，伯利的照片就跟克莱德的照片一块上报——这个帽商碰巧看见了，还记得克莱德这个人，就马上跟梅森取得了联系。结果，帽商的证词，先是按照格式用打字机打好，又由本人宣过誓，就让梅森带走了。
此外，那个搭乘天鹅号汽船时注意过克莱德的乡下姑娘也给梅森写信说：她记得当时他戴了一顶草帽，还记得他是在沙隆上了岸的。这段证词充分证实了天鹅号船长的话，使梅森感到真是造物主或是命运之神在冥冥之中保佑了他。最后，他觉得，在所有发现中就数这一条最最重要：住在宾夕法尼亚州贝德福德的一位女士给他写信说，从七月三日至十日这一周里，她跟她丈夫正在大比腾东岸，亦即湖的南端帐篷里露宿。七月八日下午约莫六点钟光景，他们正在湖上划船时，她突然听到一阵尖叫声——听起来象是一个妇女或是姑娘在大声惊呼救命——是那么悲切切、凄惨惨。这一呼喊声很微弱，仿佛是打从小岛后头传过来的。这个小岛位于他们正在钓鱼的湖湾的西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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