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任何像他说的这些方法吗？”
“呃，我是听说过一两个；如果运气很好的话，也可能可行。”莫特伦警探看来有些迟疑，也有点抱歉。“可是在这个案子里，全都不可能用得上。”
在律师的手势下，用做证物的那两扇窗子的遮板又给拿到了前面，这回连门也拿上来了：一块结实的橡木板，装在一个门框上。
“我知道就在那天晚上，在警佐雷伊的协助下，你把遮板和门都拆了下来，带回警局去做实验，是吧？”
“是的。”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那些方法在这里都用不上？”
这还是那套老话，可是在莫特伦说明之后，却像“老贝利”本身一样，不但实在，而且难以打破。
“在你问过他有关门和窗子的问题之后，警探，你又做了些什么事呢？”
“我问他会不会反对我搜他的身。我在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大部分的时间都一直坐着——注意到他大衣底下右边后面的口袋里鼓鼓的。”
“他怎么说呢？”
“他说：‘没有这个必要，我知道你要什么。’然后他打开大衣，伸手到他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拿出来交给我。”
“把什么交给你？”
“一把点三八口径的自动手枪，装满了子弹，”证人说。
一把点三八口径、魏百里·史考特牌的自动手枪送上来加以检查和指认。我们后面有人开始轻轻地哼唱起“哦，谁会和我同游高原？”只不过把歌词改成了“哦，谁会说他清白无辜？”怀疑的气氛浓到几乎让人触摸得着。这时候，我正好在看着雷金纳·安士伟，那个被告的堂兄似乎第一次对证物感到兴趣。他很快地抬头看了一眼；可是他那张阴郁而好看的脸上除了傲慢的神情之外，没有其他的表情。然后他又继续玩着律师席桌上的那个玻璃水瓶。
“这就是那把他藏在口袋里的手枪吗？”华特·史东爵士追问道。
“是的。”
“嫌犯对于他来谈未来的婚事时，为什么在口袋里带着这样一件武器。怎么解释呢？”
“他否认那把枪是他带来的。他说那想必是他失去意识的时候，有人放在那里的。”
“想必是他失去意识的时候，有人放在那里的。原来如此，他能指认那件武器吗？”
“被告对我说：‘这个我很清楚，这是我堂哥雷金纳的枪，他不在东部的时候，有时会住在我的公寓里，我相信我最后一次看到这把手枪是一个月以前，在客厅桌子的抽屉里。后来我就再也没见过了。”
在有关检查那个房间的事做完漫长而很有说服力的证词之后，证人准备做结论。
“从这些证据，你对凶案如何进行的问题有什么样的结论呢？”
“由那支箭从墙上扯脱的样子看来，我认为那是由右向左拉扯，而手握箭杆的位置就是留有指印的地方。这也就是说把箭拉扯下来的人站在房间这边，有点靠小柜子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推论是死者绕过了书桌，由左侧跑向前方，以逃避刺杀他的人——”
“换言之，也就是让书桌隔在他自己和凶手之间。”
“是的，正是像这样，”莫特伦警探同意道，一面将两手围起，移动着来说明，“我的结论是凶手接着从书桌前面绕过来，然后是一场打斗，死者站在很靠近书桌的位置，面向小柜子。在挣扎之中，那截失踪的羽毛断裂了，而死者的手掌也受到割伤，然后被害人被刺中，侧倒下来，两手弄脏是因为他——他死前抓着地毯。我相信这就是经过情形。”
“还是说他可能去抓那支箭，抓到了箭杆而使他手上有灰尘呢？我的意思是说箭上有一部分因为插进死者体内而无法查验指纹吧？”
“是的。”
“那死者手上的灰尘可能来自那里吗？”
“很有可能。”
“最后，警探，我相信你是个合格的指纹专家，也在这方面受过训练吧？”
“是的，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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