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达曼去拿绳子了，”他说。
过了一会儿瓦达曼拿了根犁绳出现了。他把绳子的一头交给安斯，自己一边放开绳圈一边走下小路。
“你可要拽住了，”我说。“我已经把这次出诊记在帐本上了，所以不管我上得来上不来都一样要收费的。”
“我拽紧了，”安斯说。“你只管放心上来吧。”
我也不明白自己干吗不打道回府。七十好几的人了，体重两百多磅，还让人用一根绳子拉上去吊下来。我想准是为了在自己帐簿里凑满五万元的死帐才肯罢休吧。“你太太搞的是什么名堂，”我说，“怎么偏偏在这个穷山头上生病？”
“真对不起，”他说。他放松绳子，让它出溜下来，转过身子朝屋子走去。山顶上还有一些天光，是硫磺火柴那种颜色。那些木板也像一根一根硫磺。卡什没有回过头来。弗农·塔尔说他把每一块木板都拿到窗前给她看让她说行不行，那小男孩赶上了我们。安斯扭过头去看看他。“绳子呢？”他说。
“就在刚才你扔下的地方，”我说。“不过先别管绳子了。反正一会儿我还要从断崖那里吊下去的。我不想在这儿遇上暴风雨。要是我给风卷走，不定会卷到多远的地方去呢。”
那个姑娘站在床前，给她扇扇子。我们走进房间时她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十天来她就跟死去了一样。我想她的生活成为安斯的一部分已经太久，现在要想改变也不行了，如果说死也算是一种改变的话。我记得年轻时我相信死亡是一种肉体现象；现在我知道它仅仅是一种精神作用——是痛失亲人者的精神作用。虚无主义者说死亡是终结；原教旨主义者则说那是开始；实际上它不过是一个房客或者一个家庭从公寓或是一个城镇搬出去而已。
她看着我们。只有两只眼睛好像在动。眼睛不像用目光或感觉来接触我们，而是像橡皮管子里喷出来的水，接触的一刹那水仿佛与管子口完全无关，仿佛根本没在管子里呆过似的。她完全不看安斯。她看看我，然后又看看那小男孩。被子底下，她身子还不如一捆枯柴枝大呢。
“啊，艾迪小姐，”我说。那姑娘没有停止扇扇。“你好吗，大姐？”我说。她那张靠在枕头上的脸憔悴得很，只顾望着男孩。“你可挑了个好时候让我来呀，暴风雨就紧跟在后头呢。”接着我让安斯和男孩出去。孩子出去时她一直看着他。她全身除了眼睛之外旁的地方一动都不动。
我出来的时候，男孩和安斯在门廊上，孩子坐在台阶上，安斯站在一根柱子旁，他甚至都没有靠在上面，两条胳膊垂在身旁，头发翘了起来，缠结在一起，像只洗过药浴的鸡。他扭过头来，朝我眨巴眼睛。
“你怎么早不叫我来？”我说。
“都是因为事情一桩接着一桩，”他说。“那些玉米我和孩子们得加紧侍弄，杜威·德尔把她照顾得挺好的，乡亲们都来了，主动提出帮我干这干那，所以我想……”
“先别管钱的事，”我说。“你什么时候听说我因为一个人一时凑不起钱就难为他了？”
“倒不是因为舍不得钱，”他说。“我只不过老在这么盘算……她反正是要去的，不是吗？”那个小淘气包坐在最高一级台阶上，在硫磺色的光线下显得比任何时候都瘦小。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个毛病：所有的一切，气候以及别的一切，都拖延得太长了。就跟我们的河流、我们的土地一样：浑浊、缓慢、狂暴；所形成与创造出来的人的生命也是同样的难以满足和闷闷不乐。“我很清楚，”安斯说。“我越来越清楚了。她的主意已经拿定了。”
“早就该这样了，”我说，“有一个没出息的——”他坐在最高一级台阶上，瘦瘦小小的，穿着褪色的工裤，一动也不动。我走出来时他看看我，又看看安斯。现在他不看我们了。他就那样坐着。
“你跟她说了吗？”安斯说。
“干吗要说？”我说。“我干吗要费这份心思去说？”
“她自己会知道的。这我很清楚，她一见到你就知道了，就跟白纸黑字写的一样。你都用不着告诉她。她的脑子——”
那姑娘在我们背后叫了：“爹。”我看看她，看看她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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