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他把锹和镐放在方砖地上。
“这是怎么说？”格利比埃问。
“这就是说：您让您的卡片从衣袋里掉了出来，您走了以后，我从地上把它拾起来了，我把那死人埋好了，我把坑填满了，我替您干完了活，门房会把您的卡片还给您，您不用付十五法郎了。就这样，小伙子。”
“谢谢，村老倌！”格利比埃眉飞色舞地喊道，“下次喝酒，归我付账。”
一个钟头过后，在黑夜里，有两个男人和一个孩子走到比克布斯小街六十二号的大门口。年纪较老的那个男人提起门锤来敲了几下。
那就是割风，冉阿让和珂赛特。
两个老人已去过绿径街，到了昨天割风托付珂赛特的那个水果店老板娘家里，把她领来了。珂赛特度过了那二十四个小时，什么也没有懂，只是一声不响地发着抖。她抖到连哭也没有哭一下。她没有吃东西，也没有睡。那位老板娘真是名不虚传，问了她百十来个问题，所得的回答只是一双毫无神采的眼睛，始终是那个样子。珂赛特对两天以来的所见所闻全没有丝毫泄露。她领会到他们正在过一个难关。她深深感到她“应当听话”。谁没有感受过人对着一个饱受惊吓的幼童的耳朵，用某种声调说出“什么都不能讲啊！”这样一句话时的无比威力，恐怖是个哑子。况且，任何人也不能象孩子那样能保守秘密。
不过，当她经历了那悲惨的二十四个小时又会见冉阿让时，所发出的那样一种欢乐的呼声，善于思考的人听了，会深深感到那种呼声所表达的对脱离苦境的惊喜。
割风原是修院里的人，他知道那里的各种口语暗号。所有的门全开了。
于是那个令人心悸的双重困难问题：出去和进来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门房，早已有了指示，他开了那道由院子通往园里去的便门，那道门是开在院子底里的墙上的，正对着大车门，二十年前，人们还可以从街上望见。门房领着他们三人一同由那道门进去，从那里，他们便到了院内那间特备接待室，也就是割风在前一天接受院长命令的那间屋子。
院长，手里拿着念珠，正在等候他们。一个参议嬷嬷，放下了面罩，立在她的旁边。一支惨淡的细白烛照着，几乎可以说，仿佛照的是那接待室。
院长审视了冉阿让。再没有什么比低垂着的眼睛更看得清楚的了。
接着她问道：
“您就是那兄弟吗？”
“是的，崇高的嬷嬷。”割风回答。
“您叫什么名字？”
割风回答说：
“于尔迪姆-割风。”
他确有一个死了的兄弟叫于尔迪姆。
“您是什么地方人？”
割风回答说：
“原籍比奇尼，靠近亚眠。”
“多大年纪了？”
割风回答说：
“五十岁。”
“您是哪个行业的？”
割风回答说：
“园艺工人。”
“您是好基督徒吗？”
割风回答说：
“一家全是。”
“这小姑娘是您的吗？”
割风回答说：
“是的，崇高的嬷嬷。”
“您是她的父亲吗？”
割风回答说：
“是她的祖父。”
那参议嬷嬷对院长低声说：
“他回答倒不坏。”
冉阿让根本没有说一个字。
院长仔细望了望珂赛特，又低声对那参议嬷嬷说：
“她会长得丑。”
那两个嬷嬷在接待室的角落里极轻声地商量了几分钟，接着院长又走回来，说：
“割爷，您再准备一副有铃铛的膝带。现在需要两副了。”
第二天，的确，大家都听到园里有两个铃铛的声音，修女们按捺不住，都要掀起一角面罩来看看。她们看见在园子底里的树下，有两个男人在一起翻地，割风和另外一个。那是一件大事。从来不开口的人也不免要互相告诉：“那是一个助理园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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