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在这故事的发展中处于现代史中这一奇怪时期，他不能不走进这个已成陈迹的社会，顺便望一眼，把它的特点叙述几笔。不过他叙述得很快，并无挖苦或奚落的意思。那些往事是些令人怀念应当正视的往事，因为它们和他的母亲有关，使他和过去联系在一起。此外应当指出，那个小小的社会自有它的伟大处。我们不妨报以微笑，但是不能蔑视它，也不能仇视它。那是往日的法兰西。
马吕斯-彭眉胥和其他的孩子一样，胡乱读了一些书。他从吉诺曼姑奶奶手中解放出来时，他的外祖父便把他托付给一个名副其实的完全昏庸的老师。这智力初开的少年从一个道婆转到一个腐儒手里。马吕斯读了几年中学，继又进了法学院。他成了保王派，狂热而冷峻。他不大爱他的外祖父，外祖父的那种轻浮狠鄙的作风使他难受，他对父亲冷漠阴沉。
那孩子是内热外冷、高尚、慷慨、自负、虔诚和勇往直前的，他严肃到近于严厉，纯洁到象尚未开化
马吕斯读完他的古典学科恰好是在吉诺曼退出交际社会的时候。老头儿辞别了圣日耳曼郊区和T．夫人的客厅，迁到沼泽区，定居在受难修女街他自己的宅子里。他的用人，除门房以外，还有那个接替马依名叫妮珂莱特的女仆和我们在前面谈到过的那个气促喘急的巴斯克佬。
一八二七年，马吕斯刚满十七岁。一天傍晚，他回到家里，看见外祖父手里捏着一封信。
“马吕斯，”吉诺曼先生说，“你明天得到韦尔农去一趟。”
“去干什么？”马吕斯说。
“去看你父亲。”
马吕斯颤了一下。他什么全想到过，却没有料到他有要去看父亲的一天。任何事都不会那样使他感到突兀奇特，而且，应当指出，那样使他不自在。一向疏远惯了的，现在却突然非去亲近不可。那不是一种苦恼，不是，而是一桩苦差事。
马吕斯除了政治方面的反感以外，也还有其他的动机，他一向确切认为他的父亲，那个刀斧手——吉诺曼先生在心平气和的日子里是那样称呼他的——从不爱他，那是明摆着的，否则他不会那样丢了他不管，交给旁人。他既然感到没有人爱他，他对人也就没有爱。再简单没有，他心想。
他当时惊骇到竟想不出什么来问吉诺曼先生。他外祖父接着又说：
“据说他在害病。他要你去看他。”
停了一会，他又说：
“你明天早上走。我记得，喷泉院子好象有辆车，早晨六点开，晚上到。你就乘那辆车好了。他说要去就得赶快。”
接着，他把那封信捏作一团，往衣袋里一塞。马吕斯本可当晚起程，第二天一早到他父亲身旁的。当时布洛亚街有辆夜间出发去鲁昂的公共马车，经过韦尔农。可是吉诺曼先生和马吕斯，谁都没有想到去打听一下。
第二天，夜色苍茫中马吕斯到了韦尔农。各家的烛光正一一燃起。他随便找个过路人问彭眉胥先生的住处。因为在他的思想里他是和王党同一见解的，他也并不承认他父亲是什么男爵或上校。
那人把一所住屋指给他看。他拉动门铃，有个妇人拿着一盏小油灯，走来开了门。
“彭眉胥先生住这儿？”马吕斯说。
那妇人立着不动。
“是这儿吗？”马吕斯问。
那妇人点点头。
“我可以和他谈谈吗？”
那妇人摇摇头。
“我是他的儿子，”马吕斯接着说，“他等着我呢。”
“他不等你了。”那妇人说。
他这才看出她正淌着眼泪。
她伸手指着一扇矮厅的门。他走了进去。
在那厅里的壁炉上燃着一支羊脂烛，照着三个男人，一个立着，一个跪着，一个倒在地上，穿件衬衫，直挺挺躺在方砖地上。躺在地上的那个便是上校。
另外那两个人，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神甫，神甫正在祈祷。
上校害了三天的大脑炎。刚得病时，他已感到吉少凶多，便写了封信给吉诺曼先生，去接他的儿子。病一天比一天沉重。马吕斯到达韦尔农的那个傍晚，上校的神志已开始昏迷了，他推开他的女仆，从床上爬起来，大声喊道：“我儿子不来！我要去找他去！”接着他走出自己的卧室，倒在前房的方砖地上。他刚刚才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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